鞍山市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暂行规定
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政府
鞍山市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应急处理暂行规定
(2003年7月16日鞍山市第十三届人民政府第10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 2003年8月2日鞍山市人民政府令第137号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和社会秩序，根据国务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突发公共卫生和安全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的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和生命安全严重损害，影响或者可能影响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的重大传染病疫情以及重大食物中毒等卫生事件、药品及医疗器械事件、安全生产事故、火灾事故。
第三条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遵守本规定。
第四条市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由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有关中、省直机构组成，负责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及有关信息的统一发布。指挥部总指挥由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市人民政府分管领导负责具体工作。
县（含县级市，下同）、区人民政府应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构，由本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担任负责人。
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防控、监管、调查和救治工作。其他有关行政部门以及铁路、检验检疫等中、省直机构在各自职责内做好与突发事件有关的工作。
第五条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应当遵循预防为主、常备不懈的方针，贯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反应及时、措施果断、依靠科学、加强合作和依法管理的原则。
第六条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与突发事件有关的科学研究，建立突发事件应急物资、设备、设施、技术与人才资源储备，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突发事件发生期间，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防治专项资金，用于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
市人民政府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贫困地区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给予支持。
第七条鼓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对突发事件进行捐赠，市、县、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慈善组织、红十字会等做好捐赠财物的接收、使用和管理工作。
第八条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以及相应的保障制度，明确分工，落实责任，保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正常进行。
第九条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对因参与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第二章预防与监管
第十条市人民政府按照分类指导、快速反应的要求，依法制定应当由市人民政府制定的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市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市人民政府应急预案，制定符合本部门情况的应急工作方案；需要由市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制定应急预案的，各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部门的法定职责制定应急预案。
县、区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制定的应急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应当报市人民政府批准或备案。
第十一条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机构的组成和相关部门的工作职责；
（二）突发事件的监测与预警；
（三）突发事件信息的收集、分析、报告、发布制度；
（四）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技术和监测机构及其任务；
（五）突发事件的分级和应急处理工作方案；
（六）突发事件预防、现场控制、防护措施、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医疗器械以及其他资金、物资和技术的储备与调度；
（七）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队伍的建设和培训；
（八）应急预案启动、终止条件。
应急预案内容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变化和实施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修订、补充。
第十二条市、县、区人民政府根据国家和省统一的突发事件预防控制体系，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
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指定机构，组织人员，配备设施，建立日常监测预警机制，定期模拟演练，并确保监测与预警系统的正常运行，保证监测系统与指挥系统、技术指导系统的联系畅通。
监测与预警工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类别，制定监测计划，科学分析、综合评价监测数据。对早期发现的潜在隐患以及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应当依照本规定的报告程序和时限及时报告。
第十三条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卫生、医药、物资储备管理等有关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储备。
第十四条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开展应对突发事件常识的教育，增强全社会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要做好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依法查处违法行为，发现问题及时纠正，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
第十五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对食品生产、经营单位的卫生监督管理。对于存在问题的学校、托幼园所、机关企事业单位集体食堂以及餐饮服务行业，责令限期整改，情节严重的依法给予行政处罚。
第十六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加强卫生许可证管理。对于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发放卫生许可证；对于已经发放了卫生许可证，但又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限期整改，逾期仍达不到要求的，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对无卫生许可证或使用已失效卫生许可证经营的，依法予以取缔。
第十七条卫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知识培训和宣传指导；食品从业人员必须经过培训和体检合格后，方可上岗。
第十八条各药品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要严格药品管理。销售药品必须准确无误；药品购销记录必须真实完整；销售使用处方药必须符合规定。
各医疗器械生产、经营和使用单位应当保证医疗器械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各医疗机构严禁重复使用一次性医疗器械；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械应当按照有关规定销毁并做好记录。
第十九条凡经批准取得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经营、使用资格的单位，其采购、销售、存储、使用等环节，都必须符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防止滥用和流失。其他药品经营、使用单位一律不得擅自购入、出售、赠送、使用上述特殊管理药品。
第二十条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领导，督促各有关部门依法履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中存在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予以协调、解决。
第二十一条县、区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本行政区域内的安全生产状况，组织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对容易发生重大安全事故的生产、经营单位进行严格检查，发现事故隐患，应当及时处理。
第二十二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涉及安全生产的事项，必须严格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安全生产条件和程序进行审批或者验收。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不得批准或者验收通过；对未依法取得批准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单位擅自从事有关活动的，依法予以取缔。对虽已依法取得批准，但不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应当撤销原批准。
第二十三条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履行消防监督职责，监督、检查单位和个人贯彻消防法律、法规和规章情况，纠正和处罚消防违章行为，发现火灾隐患或接到危害消防安全的举报，必须及时处理。
第二十四条公安消防部门应当对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居民区的物业管理单位和辖区内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履行消防安全职责的情况进行指导和监督检查，发现火灾隐患，依法及时处理。
第三章报告与处理
第二十五条全市建立与国家和省相衔接的突发事件应急报告制度。报告分为初次报告、阶段报告和总结报告。
初次报告应当说明突发事件发生地点、发生时间、影响范围、当地应急处理能力、联系人员和方式。卫生事件的初次报告还应当说明疑似类型、发病和死亡人数；药品及医疗器械事件初次报告还应当说明药品种类、器械名称、受害人数；安全生产事故、火灾事故初次报告还应当说明伤亡人数、财产损失情况。
阶段报告应当说明突发事件发展变化趋势、处理情况、救急物资需求等情况，并对初次报告的内容进行补充、修正。阶段报告随时上报。
总结报告应当说明突发事件发生的过程、原因、存在问题及防范和处理建议等详细情况。总结报告应当在突发事件处理完毕后在规定时间内上报。
基层单位的初次报告，可以采取口头报告形式，接到报告的部门或单位应当做好报告记录;政府及其有关部门的初次报告必须采取书面形式。
凡属于本规定第二十六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突发事件，其初次报告的时限和程序必须按照本规定执行。其他一般的公共卫生、药品及医疗器械、安全生产、火灾等突发事件，不得擅自越级报告；特殊情况，需要报告的，应当逐级请示，由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确认。
突发事件应当由突发事件主管部门或同级人民政府统一上报；涉及多个部门的，应当在部门相互协调一致的基础上，经市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确认后，统一上报。
第二十六条突发卫生事件的报告流程是：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卫生机构及有关单位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２小时内向所在地的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县、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２小时内向县、区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省、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2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并同时向上一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２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市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一）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暴发、流行的；
（二）发生或者发现不明原因的群体性疾病的；
（三）发生传染病菌种、毒种丢失的；
（四）发生或者可能发生国家规定的重大食物和职业中毒事件的。
第二十七条突发药品及医疗器械事件的报告流程是：药品生产经营企业、医疗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生或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2小时内向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其中，突发事件发生在县及千山区的，向所在地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突发事件发生在市区（不含千山区）的，向市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在1小时内向上级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报告，同时，向本级人民政府报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一）发生3人以上同一时间使用同种药品或医疗器械出现不良反映的；
（二）发生群体性滥用处方药品的；
（三）发生未成年人使用药品或医疗器械自残、自杀的；
（四）发生毒性药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放射性药品丢失的；
（五）发生药物中毒事件的。
第二十八条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流程是：突发安全生产事故后，负伤者或者事故现场有关人员应当立即直接或者逐级报告单位负责人。单位负责人接到重伤、死亡、重大死亡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报告企业主管部门和企业所在地的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公安部门、监察部门、工会。企业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接到死亡、重大死亡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系统逐级上报，重大死亡事故同时报告同级人民政府；死亡事故报至省企业主管部门和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重大死亡事故报至国务院有关主管部门、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第二十九条突发火灾事故的报告流程是：突发火灾事故后，市、县、区公安消防部门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火场总指挥员到达火场并初步掌握火灾情况后，立即向当地公安机关和同级人民政府报告，同时向上一级公安消防部门报告。县、区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1小时内向市人民政府报告。
（一）重大火灾：
死亡3人以上；重伤10人以上；死亡、重伤10人以上；受灾户20户以上；直接财产损失30万元以上。
（二）特大火灾：
死亡10人以上；重伤20人以上；死亡、重伤20人以上；受灾户50户以上；直接财产损失100万元以上。
第三十条接到报告的人民政府和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规定向上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同时，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进行调查核实和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同时，根据突发事件的发展变化，及时将调查、核实和控制等情况上报。
第三十一条市、县、区人民政府设立突发事件报告、举报电话，保证每日24小时值守。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报告突发事件隐患，举报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举报的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隐患、不履行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对举报突发事件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市、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
第三十二条市、县、区人民政府建立突发事件信息发布制度，及时掌握突发事件发生、发展情况，统一收集、汇总相关信息。突发事件信息除依法应由上级人民政府或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发布的以外，统一由本级人民政府向社会发布，确保社会公众的知情权。
第三十三条突发事件发生后，发生地的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立即组织专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根据事件发生、蔓延程度，提出在本行政区域内是否启动应急预案的建议。
第三十四条在全市范围内或者跨县、区启动全市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由市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启动应急预案，应当先启动突发事件所在地的县、区人民政府应急预案。跨县、区行政区域的，启动市人民政府应急预案。
第三十五条应急预案启动后，有关部门应当根据预案规定的职责要求，服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机构的统一指挥，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第三十六条市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专业技术机构，负责突发事件的技术调查、确证、处置、控制和评价工作，有权进入突发事件现场进行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对各县、区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进行技术指导。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不得以任何理由予以拒绝。
第三十七条突发事件发生后，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分管负责人应当根据需要，到达现场，组织力量开展救助，采取措施控制突发事件发展，同时履行报告程序，做好启动预案的准备工作。
卫生、药品、安全生产、公安消防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收集检验、化验相关证据，封存有关物品，并对现场进行控制，及时采取应急措施。
第三十八条根据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需要，市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有权紧急调集人员、储备的物资、交通工具以及相关设施、设备；必要时，可以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对人员进行疏散或者隔离，对传染病疫区依法实行封锁，以及报经上级人民政府决定采取停工、停业、停课、临时征用房屋、交通工具等紧急措施。
第三十九条对有重大影响和危害的突发事件，市、县、区人民政府可以成立由有关行政部门和专业技术人员参加的事故调查组。调查组就突发事件发生过程、原因、后果和责任等进行调查取证，并对事件损失进行评估，形成调查报告。
第四章法律责任
第四十条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未履行预防与控制、监督与管理的法定职责，导致突发事件发生的，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一条市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和县、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在突发事件处理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给予通报批评、警告；对有关领导和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依照本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漏报、缓报、瞒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的；
（二）未依照本规定履行报告程序，擅自越级报告，造成恶劣影响的；
（三）未依照本规定完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要的设施、设备、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运输和储备的；
（四）突发事件发生后，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调查的；
（五）在突发事件调查、控制、医疗救治工作中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的；
（六）拒不履行应急处理职责的；
（七）由于处理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第四十二条在突发事件的预防、控制、报告、处理过程中，负有特定监测、救治等义务的企事业单位及其工作人员，不履行法定职责的，由其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处理。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三条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中，有关单位和个人拒绝执行人民政府依法决定采取的各项紧急措施的，对单位予以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四条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单位和个人未依照本规定履行报告职责，漏报、缓报、瞒报或者谎报，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拒绝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故意散布谣言、编造与突发事件有关的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此类恐怖信息而故意传播，扰乱社会秩序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六条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生产、销售伪劣的防治防护产品、物资或者生产、销售用于防治传染病的假药、劣药，利用广告对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服务作虚假宣传，哄抬物价，牟取暴利，欺骗消费者，假借预防、控制突发传染病疫情等灾害的名义强行提供有偿服务，扰乱市场秩序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附则
第四十七条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附件：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报告流程图
2．突发药品及医疗器械事件的报告流程图
3．突发安全生产事故的报告流程图
4．突发火灾事故的报告流程图
从思科诉华为谈起—对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审视
杨晖 马宁
全球从事信息产业的人士都在关注这样一个事件：思科公司正式起诉中国华为公司及其美国的分公司，要求华为停止侵犯思科的知识产权。然而，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思科诉华为，意在行知识产权之名，继续维持其市场垄断地位。关注思科诉华为，不仅仅是因为它拉开了本世纪中美知识产权新一轮较量的序幕，更重要的是，在知识产权华丽的维权外表下，中国——一个技术欠发达的国家，需要重新审视知识产权的意义。
一、 面对来势汹涌的海外知识产权维权浪潮，中国的法律滞后进一步暴露
曾几何时，国人尚在自我感叹：在知识产权的保护领域，我们仅用二十几年的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程，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不知道这样的评价是否值得称赞，其实在一些国人的头脑中已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势：在知识产权这个神坛上，发达国家的绝对领导权是不可动摇的，对于象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能俯首称臣。于是中国不得不与美国一次又一次的谈判，一遍又一遍的依照所谓的国际条约、惯例修改本国的知识产权法来提高中国知识产权的保护水平。然而，当我们还没来得及为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与Trips协定基本一致感到庆幸时，思科诉华为、丰田诉吉利等一系列的跨国公司对我国企业的控诉就如同给我们当头一棒，使我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知识产权的含义和审视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
知识产权就其本质而言是私权，同任何其他民事权利一样，知识产权也存在滥用的问题。从现实层面看，当今社会知识产权已经成了发达国家重新维持其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的重要手段，随着各国关税壁垒的逐步拆除和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知识产权制度将会更加受到各国的重视。知识产权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正如国际知识产权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指出的：“我们就知道知识产权的规则是政治经济的产物。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受知识产权保护产品的贫穷进口国，只能从相对较弱的水平进行谈判。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着根本的不对称性，这种不对称性最终是由相对经济实力来决定的。”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不能对知识产权的滥用作出立法规制，就连反映发达国家利益的Trips协定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在后Trips协定的条件下对知识产权政策维持某种程度的国内控制的法律基础”，也为在成员国内层次上采取不同的具体措施提供了空间（见协定第7、8条）。反观我国现行的知识产权立法，显然是没有充分利用Trips协定中的这几条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条款，突出表现在没有制定反垄断法，相配套的反不正当竞争法由于其立法宗旨和适用范围上的先天缺陷也无法对市场竞争中的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作出有力的规制。就连知识产权的内部立法也过分倾向权利人的利益，使权利滑向了滥用的深渊。这种立法失衡现象已对我国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一方面，正是因为没有反垄断法，微软虽然在美国、欧盟、台湾、日本等地相继遭到垄断指控，在我国却安然无恙，即使已经存在垄断市场，滥用权利的事实；也正是因为没有反垄断法，当思科起诉华为时，华为就失去了在“主战场”以反垄断为由进行还击的机会。另一方面，与反垄断法互为补充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在“定位”上却发生了偏差，更侧重于对知识产权进行“兜底”保护，而没有确立限制知识产权的立法思想，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笔者认为，我国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也需要“与时俱进”，将调整重心转到对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上，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不正当竞争行为加以规制，以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总之，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就应该包括防止权利滥用的制度，以确保知识产权这一垄断权的行使不背离法律设定它的初衷。
二、 我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在法律移植方面的片面性
中国知识产权制度从零开始，以超乎寻常的发展速度迅速完成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然而当我们头脑冷静下来，就会发现在权利大国的“威逼利诱”下发展的知识产权，天生就不具有限制权利滥用的免疫力。我们的政府过于强调宣传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的重要性，让全国人民都知道要怎样保护别人的知识产权，而对权利大国的知识产权法中对权利的限制却没有学来。既然是学习，为什么不全面的借鉴，把国外的反垄断法也搬过来呢；既然是“接轨”，就应该“接轨”的严丝合缝才对。 对知识产权领域给予强大保护有可能产生的反作用，至少在工业化国家可以通过反垄断法得到减轻，然而在缺少这种法律的中国并不总是能产生相同的效果（微软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思科诉华为，考量的是我们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纵观发达国家对知识产权的运用，可谓“恰当好处”。一方面，在国内，根据本国的经济发展情况，力求最大程度的发挥知识产权的激励创新作用，同时注重对权利的限制。另一方面，在国际上，费劲心思将自己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强加给发展中国家，全然不顾后者的国内经济发展水平，也不提甚至反对对知识产权施加过多的限制，并且将知识产权与国际贸易挂钩，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幌子下推进自己的知识产权战略，为国内的知识产权人谋取最大的垄断利润。借助这种双重标准，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便得以保持其在国际上的技术垄断地位。许多跨国公司更是将知识产权作为获取最大利益，打击竞争对手的有利工具。近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一系列跨国公司对我国的民族企业的知识产权侵权诉讼就很有利的证明了这一点。更加讽刺的是，某些发达国家竭力推行知识产权保护国际统一化的同时，却在国内高筑知识产权壁垒，以阻止他国的产品冲击本国市场，如美国关税法与1988年综合贸易竞争法中的301、201、337、406等条款。这反映了国内贸易保护主义仍是当今世界不可小视的因素，并有抬头的趋势，也使得我们对国际贸易环境中的不利因素有了更清楚的认识。由此可以看出，知识产权制度是有国界的，那种盲目跟随某些超级大国的知识产权观念走的做法不仅幼稚，对我国的经济发展也是极为不利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建立在对权利的盲目崇拜基础上而制造出来的“独角兽”比没有这种“怪物”更可怕。如果出发点就是错误的，那么跑的越快，离正确目标就越远。
三、 对知识产权制度的实证研究极度匮乏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知识产权就是维护一国、一企业利益的工具，而在中国却似乎缺乏这样的认识。过于注重理论上的研究而忽略了实战分析，就象空拿着从国外学来的“半部”圣经，却不知如何唱赞美诗。当我们的企业在同IT巨头签定“私有协议”时，当我们的网络用户在使用公开“标准”时，当生产线上组装DVD时，没有人意识到这些都是预埋在我们身边的“定时炸弹”。国外企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前，通常采取知识产权尤其是专利权先行的战略，抢先申请专利，以缩小我国企业自主开发技术的空间，从而消除竞争对手。更让人惊奇的是，许多本属我国的专利却在境外被人抢先申请，突出表现在传统中草药上。据介绍，这些专利产品的销售已达到了10亿美元。除了抢先申请专利之外，更有一些跨国公司采取“放长线，钓大鱼”的策略，先等待我国的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再运用知识产权这个工具来收取许可使用费或索取赔偿。微软就是一个绝好的例子，其总裁比尔盖茨就曾公开宣称，就是要培养中国用户使用其盗版软件，等待时机成熟再向我国企业索取赔偿。微软诉亚都就是其最先的尝试。近年来微软又在全国各地委托代理人向使用其盗版软件的企业进行诉讼威胁，而大多数企业只能选择私下和解，代价就是乖乖的支付一笔“补偿金”。6C、9C联盟向中国DVD生产厂商索要巨额使用费与微软的做法如出一辙。姑且不论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商业道德，但它是合法的，是知识产权战略的体现。而我们的企业却没有做好知识产权的实战准备，在进入相关市场之前没有对竞争对手的知识产权战略进行分析，也没有对当地法律环境进行调查，在缺乏有效的预警机制的条件下，我们的企业就极易落入别人精心设计的陷阱。因此要想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成长壮大，就必须加强知识产权的实务研究，学会利用“游戏规则”。
另外，我们的政府无疑是企业的坚强后盾，政府应该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实证研究。利益是有国界的，政府在制定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时，考虑国际公约、惯例是有必要的，但不能被其束缚住手脚。通常公约都是各国妥协的产物，我们应该抓住对自己有利的部分，在可能的范围内发展适合我国现行经济体制的知识产权。在国外，任何一个政策和法律的修改，其背后有大量的实际调查报告支持，这样的立法成果才能真正维护本国的利益。思科诉华为，也是对中国政府的考验，如果没有对知识产权的恰当理解，没有对知识产权的实证研究，恐怕我们的政府是不会信心十足的讲话的。
四、中国知识产权制度的重新定位
知识产权既非“灵丹妙药”，亦非“洪水猛兽”，其作为一项法律制度而存在，是一种利益平衡机制。从本质上，知识产权制度调整的是知识生产者与社会公众之间对知识产权受益与使用的利益分配。发达国家知识产权的发展史表明知识产权法始终在努力为两者寻求一个“阿基米德支点”，以达到一种“双赢”的妥协。然而，自80年代以来，知识产权国际化的步伐日益加快，我国的知识产权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发达国家施加的压力，国家主权受到削弱。在这种大环境下，我们就要及时调整战略布局，以适应新时期的需要。笔者认为，我国应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首先，在涉外知识产权争端中不应过于依赖ＷＴO争端解决机制。虽然Trips协议规定了从实体到程序的比较完善的机制来协调国际知识产权争端，但问题的最终解决是靠一国的综合实力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即使通过WTO获得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裁决，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的限制，在技术强国不履行裁决时，往往无力实行被允许的“贸易报复”。况且，将争议提交WTO争端解决机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而其间国内产业很可能遭受严重损害。此外，在Trips协定中，发展中国家做出很大努力争取来的对知识产权的限制条款，如第8条第2款，第40条的规定，在发达国家贸易制裁的威胁下，也不敢轻易运用，从而使这些条款失去了意义。实际上自Trips协议生效以来，也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能有效运用上述条款对发达国家滥用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规制。因此我国要利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的因素来维护本国的知识产权利益。
其次，要在知识产权国际立法领域争取主动权。欧盟、美国近年来把Trips协议丢在一边，继续扩大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如对数据库、域名的国内立法），另起炉灶，企图构建一个完全由其主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是一个相当危险的讯息，它预示着发达国家又在制造一个对发展中国家“讨债”的“吸血鬼”。对此，我国在将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中，应该联合广大发展中国家，聚集力量，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另外，我国还应积极倡导加强对传统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制定完全拥有自主权的“标准”，以此来制衡所谓的国际标准。值得称赞的是，我国正在起草的民法典知识产权部分拟将中国拥有传统优势的知识产权领域如地理标志、生物多样化、民间文学和传统中草药纳入保护范围。在尚未达成国际一致的情况下先在国内法中自行保护，也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尝试，可以有力维护我国的利益。应该适时把这一立法成果国际化。
再次，从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加快知识产权制度的改革。在行政方面，可以借鉴美国、日本的做法，设立专门的知识产权战略机构，制定宏观政策，加强物质利益的激励作用，以引导我国知识产权的发展，利用国家资源加快我国知识产权创新，为企业保驾护航，这在入世初期我国企业面临跨国公司的强力挑战下显得尤为必要。当然，最关键的还是我国企业自身要发展自主知识产权，不要盲目引进外国的技术，减少对其的依赖。在立法方面，注意保持权利人与使用人之间利益的协调，在确实发挥立法的激励作用的前提下，也要进一步规定对知识产权的合理使用与法定限制，使知识产权不致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在司法方面，注意培养法官的衡平意识。因为知识产权法毕竟是激励法，其对权利人的限制规定的比较概括，需要法官在个案中仔细斟酌，把利益衡量引入到知识产权案件的实际审判中。权利限制的条款如果不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的应用，就极易使知识产权偏离正确的轨道。这一点在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尤为欠缺。法律固然是中立，但是我们的法官也应该明白他们是为中国利益服务的，而不是“国际正义”的守护神。
（作者简介：杨晖，女；马宁，男，上海大学法学院2002级硕士研究生，e-mail:
johnson80528@yaho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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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published in 《electronics intellectual property》，20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