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抢劫中的胁迫方法

刘生晖


【摘要】胁迫方法是抢劫罪中最重要的手段行为之一，其在司法实践中情况比较复杂，如胁迫需要达到何等程度，不作为的胁迫是否能构成抢劫，抢劫中的胁迫同敲诈勒索等罪中的胁迫有何不同等等。本文试从这些问题入手，对抢劫中的胁迫方法作初步探讨，以便在司法实践中正确认定抢劫罪。
【关键词】 抢劫 胁迫

胁迫是以实施暴力和其他侵害或使他人遭受某种不利相要挟，使他人在精神上陷于恐惧或不自由的行为。胁迫行为的本质特征在于使他人产生精神上的强制或恐惧，因此，具有刑法意义的胁迫行为是一种社会危害性较大的威胁行为。基于胁迫行为的危害性，有些国家的刑法单独设有“胁迫罪”。如日本刑法第222条规定， 胁迫罪是“告知对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施加损害的旨意而胁迫了人的人，或者告知对亲属的生命、身体、自由、名誉或者财产施加损害的旨意而胁迫了人的人。” 但我国刑法中没有一般性的规定胁迫罪，而是对包含胁迫行为的犯罪进行了列举性的规定，只有基于特定目的的胁迫行为才被规定为犯罪。所以，在抢劫罪中，胁迫行为并不是全部的实行行为，而只是整个犯罪行为的手段性行为，它与后续的“取财”这一目的性实行行为共同构成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但何谓抢劫罪所要求的胁迫方法及其要求的程度如何，是司法实践部门认定的难题。尽管抢劫罪是司法人员耳熟能详的罪名，但对于其中“胁迫”的理解，仍然不够准确而且在实践中也存在不少观念上的误区。下文将着重对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的相关问题进行分析。
一、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认定
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应当如何认定，许多国家的刑法立法都作了明确的规定，例如，德国刑法典将抢劫的胁迫规定为：“危害身体或生命相胁迫。”（第249条）；俄罗斯刑法典将抢劫的胁迫规定为：“使用危及生命或健康的暴力相威胁”（第162条）。 相比较而言，我国刑法中对此并没有作明确规定，而将它留给了理论解释。于是，对于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定义，理论界颇有争议：有学者认为：“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是指行为人为了使被害人不敢反抗，以便当场占有其财物，以当场实施暴力相威胁。” 并同时提出，“刑法典第263条抢劫罪中的‘胁迫’，宜在今后修改法律时改为以‘暴力相威胁’，以明确和限定胁迫的内容。” 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明确了抢劫中的胁迫方法的暴力性。但有学者不赞同这一观点，并提出“恐吓或胁迫，其能否成为抢劫中的胁迫，并不在于内容如何，而在于能否造成是他人明显难以抗拒这一结果。任何形式的恐吓或逼迫，不管其内容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只要其能够令人明显难以抗拒，就足以成立抢劫犯罪中的胁迫”。 我比较赞同第一种观点。我国的刑法中规定的抢劫罪中的方法比其它国家更广泛，不但包括“暴力”、“胁迫”，还包括有“其他方法”。抢劫罪属于暴力型财产犯罪，是以“暴力”为基础成立的，这是刑法理论界和司法实践的共识。所以抢劫中的胁迫是直接侵犯人生命健康的暴力威胁，不同于强迫交易、敲诈勒索等罪中的胁迫。而司法实践中，胁迫往往也是以暴力胁迫为内容。由此可见，为了使司法实践过程中对法律条文的解读更严谨、协调和避免理解中的歧义，明确胁迫方法的暴力性是必要的。至于有学者提出的非暴力的“胁迫”，如装鬼吓人夺取财物，我认为此类“胁迫”方法利用的并不是被害人的恐惧心，而是被害人的迷信心理。所以可以将此类方法归类于抢劫的“其他方法”。
作为抢劫罪的胁迫方法是否需要达到一定程度呢？对此，有些国家刑法有明文规定。如瑞士刑法第139条规定，只有“加暴行于人，使其生命身体受急迫危险或以其他方法使不能抗拒者”，才构成犯罪。 日本的判例通说则认为抢劫中的胁迫是作为强取财物的手段而使用的，因此，是指最狭义的胁迫，它必须达到“足以抑压对方反抗的程度” 我国刑法理论界通说也认为抢劫中的胁迫也应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可见在这一点上司法实践和理论界基本上是达成共识的。那么，应当以什么标准来衡量胁迫是否达到足以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呢？理论界存在有主观说和客观说。主观说认为，应根据被害人的主观心理来判断，即行为人认识到只要使用轻微的暴力就能够抑制对方的反抗，就应当认定为抢劫。如行为人使用玩具手枪胁迫对方交出财物，并且行为人预见到被害人不敢反抗，这就构成抢劫罪。客观说认为，应当从胁迫的性质来判断，以社会一般人的主观心理为准考虑是否足以达到压制对方反抗的程度。其实这两种学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结果都是一样的，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得出不同结论。例如在黑暗中行为人言语的恐吓，对于具有特殊体质的老人或患有心脏病的极度胆小者而言，可能会对其造成极度的恐惧而压制了一切反抗。反之，如果对方是个勇敢而强壮的人，可能会无畏惧的反抗。这种情况下如果根据主观说，应当依被害人的胆量大小定罪。前者可以认定为抢劫，而后者没有压制住对方的反抗，就不能定罪。从而导致一种行为性质的两种判罚，这样显然有失公平。所以在衡量胁迫程度时，应当采用客观说更为合理。当然，客观说中的“一般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应当对这一标准具体化。也就是说综合考虑各种情况：如被害者的人数、年龄、性别、性格等行为的状况；作案的时间、场所等行为的有关情况；胁迫行为的表现形式、行为人所持的凶器等行为人的状况。总之，综合各种因素判断,如果认为某种胁迫从社会观念上足以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的状态，那就可以认为是抢劫罪的方法行为。反之，如果达不到使一般人陷入不能反抗状态的程度，只是因为被害者有臆病，而实际上产生了抑制其反抗的效果，就要看行为人是否明知被害人的这种特殊状况，如果明知，仍构成抢劫。当然，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的特征除了上文所包括的暴力性和程度性，还有以下两点：
（一）胁迫方法具有实施的当场性。即胁迫是面对被害人直接发出的。这种胁迫行为必须是面对被害者当场实施，并且如不满足其要求，将要对被害人当场实施一定的侵害行为，才能成为抢劫罪中的手段行为。如果胁迫行为不是当场面对被害人实施的，而是借助给被害人写信、让第三人向被害者转达或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间接实施的，即使具有暴力的内容，仍属于敲诈勒索罪的手段，而不能构成抢劫罪。如果当场迫使被害人写下欠条，承诺事后取财的，也应当认为是敲诈勒索。 当然，我们对“当场”的理解也不能仅仅局限在暴力胁迫的现场，应该允许在空间和时间上有一定限度的延展，否则就不会有胁迫行为实施的余地。如数个行为人对被害人实施胁迫劫财行为，被害人当即逃脱。但在半小时后被围堵，被迫交出财物。如果局限地认识“当场”而不允许时空的延展，就会产生两个犯罪现场，两个抢劫行为。这样会造成行为人同时犯有抢劫未遂和抢劫两罪，这明显不符合立法精神。所以抢劫中胁迫方法的实施当场性应当允许一定的时空跨度。
（二）胁迫对象特定。至于胁迫的对象，一般认为是财物持有者本人和其亲属。但日本刑法理论认为具有姘居关系的人或法律手续尚未办理完毕的养子也在胁迫对象的范围内。 我认为这样的列举仍不足以囊括胁迫对象的范围。胁迫的本质是在造成恐惧和强制以抑制对方反抗。在实践中，能够对财物持有者形成要挟的人不仅仅为亲属，还可能是朋友、情侣等。所以胁迫的对象应当是被财物持有者本人及其所有情感上的利害关系人。
二、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表现形式
抢劫罪中的胁迫行为是积极的恐吓行为。如果没有这种积极的作为，则不能构成抢劫中的胁迫。如公车上有人盗窃财物，胆小的受害人慑于扒手的一个眼神就不敢反抗，那么只能认定为盗窃，不构成抢劫。抢劫中的胁迫方法一般表现为明示的胁迫，即用语言或动作明确表示暴力内容，要求被害人交出财物。然而，暗示的胁迫取财是否能构成抢劫？不作为的胁迫取财呢？下文中将对此分别论述：
（一）明示的胁迫。
明示的胁迫方法在司法实践中最为常见，表现为用赤裸裸的语言或动作。如用凶器对准被害人实施暴力威胁，或明确威胁被害人，如不交付财物就要当场伤害或杀害对方。这种明示的胁迫通常是“有声有色”的，例如，行为人手持砍刀威胁“把钱交出来，不然宰了你”，这是典型的明示胁迫。但手持凶器威胁的“有形无声”胁迫，或是仅仅通过含暴力性质的语言胁迫，都可构成抢劫罪。对于此种类的胁迫行为，在司法认定上并不复杂，只要施害人胁迫行为足以抑制对方的反抗，并且又当场取财的目的行为，就可以认定为抢劫。
（二）暗示的胁迫。
抢劫罪中的胁迫是积极的恐吓行为，并不意味着排除暗示胁迫的可能。抢劫在实践中，也可以通过包含有潜在威胁的语言或动作来实现，如威吓、展示凶器等。对于暗示的胁迫，我们应当分情况对待：
1、行为人暗示胁迫当场取财，但被胁迫人没有交付财物。这种情况的发生，表示行为人暗示手段不足以传达其强迫取财的意思，或是虽然传达了意思，但其暗示行为不足以形成对被害人的精神控制。所以，这种行为基本没有造成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危害，不应当定抢劫罪。
2、行为人暗示胁迫当场取财，造成了被害人的精神恐惧，迫使其当场交出了财物。这种情况是否应当认定为抢劫，下面将通过一个案例来进行分析：1981年1月某日上午，某甲到距县城几公里远的大路上伺机作案。下午二时许，当农村女青年某乙骑自行车驮着两个提包过来时，某甲突然上前用手强行抓住某乙的自行车把，另一只手伸入自己衣袋里欲去欲掏取凿子。某乙因害怕急忙跳下自行车逃走。某乙遂非法占有了自行车和两个提包。基层法院审理时认为某甲未实施暴力或胁迫行为，因而以抢夺罪定罪量刑；同级检察院认为不是抢夺而是抢劫，以定性不准提起上诉。上级检察机关认为本案是以胁迫为手段的抢劫罪。 这是一起典型的暗示胁迫当场取财的案件，我赞同上级检察机关的意见。理由如下：
第一，“暗示”只是相对于“明示”来讲。行为人某甲以劫财为目的，并且达到了这一目的，那么这一种“暗示”足以传达暴力威胁的内容，对被害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都会造成巨大伤害。因此，“明示”与“暗示”，实际上并无本质区别。
第二，我国刑法条文中并没有排除暗示胁迫手段的存在。本案中某甲上午就在作案地旁伺机，主观上存在抢劫故意。并且在客观上实施了“掏凿子”这一暗示的胁迫手段。而且从被害人某乙丢下自行车和提包逃跑这一情节来看，这一种暗示的胁迫手段对被害人产生的精神强制已达到使其不敢反抗而当场交付财物的程度。因此，完全符合抢劫罪的基本特征。
第三，从司法实践情形来看，存在大量类似这样的以暗示劫财的案件。如果这样的暗示胁迫劫财的案件都得不到处理或是处理不当，公民的财产权和人身权就得不到有效保障，狡猾的犯罪分子就还会钻法律的空子，千方百计地变明示的胁迫为暗示的胁迫，借以逃脱法律应有制裁。
基于以上几点理由，实现了当场取财目的的暗示胁迫，应当认定为抢劫罪。
（三）不作为的胁迫。
在早期刑法理论中，犯罪行为通常仅仅是作为的行为。但现代刑法理论中，人们普遍肯定了不作为的犯罪行为。正如我国有学者提出：特定义务是不作为犯罪的核心。可以说，在刑法理论中所有不作为犯罪的问题无不以特定义务为基础，它反映了不作为犯罪的基本犯罪事实和构成要素，是决定不作为犯罪能否成立，以及属于何种性质的主要依据。 我国刑法学界通常认为不作为犯罪的特定义务包括：（1）法律上的明文规定；（2）职务或义务上的要求；（3）行为人先前的行为。 那么，构成不作为犯罪的客观要件就有以下三点：第一、行为人在法律上负有实施特定积极行为的义务；第二、行为人能够履行该义务；第三、行为人不履行该特定的义务，造成或可能造成危害后果。 可以说，这些学说为不作为的胁迫性抢劫罪的可能奠定了理论基础。
下面就来分析一下不作为的胁迫能否构成抢劫罪。实践中以不作为胁迫劫财的情形应当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形：
1、行为人无特定义务。即被害人因自身原因或外因处于危险状态，行为人趁人之危，以提供援助为条件，当场索取财物。例如，甲在公路上被一汽车撞成重伤，血流不止，司机畏罪潜逃。乙驾车由此路过。乙遂即停车，提出要甲给他1000元才肯帮助，否则就袖手旁观。乙出于无奈，只好当场交付甲1000元。在此案例中，甲虽迫于乙的胁迫交付财物，但乙无抢救甲的法律义务，甲的危险处境也不是乙的先行行为造成的。所以乙的行为虽然违背公序良俗，不合道德要求，但不构成抢劫罪。
2、行为人有特定义务。即行为人对被害人有法定救助义务的，却以不救助相要挟，当场劫取财物。例如，当班医生对急救病人以不救助为要挟，胁迫病人或其亲属交付财物。病人亲属无奈，只好屈从。这种行为应当区分取财是在当场还是事后。如果是当场取财，我认为应当认定为抢劫罪。事后取财的为敲诈勒索罪。
3、行为人的先行行为造成了被害人的危险状态。此处的先行行为是否仅限于违法行为？按照我国学者的观点，先行行为只要足以产生某种危险，就可以成为不作为的义务来源，而不必要求先行行为必须具有违法的性质。 例如，行为人将盲人带上独木桥，随即以不救助为要挟当场劫取财物。这种情况下，由于被害人的危险状态是行为人的先行行为造成的，所以行为人负有积极的救助义务。因此，被害人以不作为胁迫取财，也构成抢劫罪。
由此可见，这种不作为的胁迫具有与作为的胁迫同等的甚至更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对于生命垂危的病人，医生以不救助相要挟，对于没有自理能力的盲人，行为人将其带上独木桥，以不负责相要挟，这类行为直接威胁到被害人的生命，并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所以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同样有着暴力性。被害人无奈之下交出钱财，又造成了对他们财产权的侵害。后两者不作为的胁迫行为，同时侵害到公民的人身权和财产权，并以当场取财为目的行为，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存在密切的因果联系，完全符合了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所以将其定性为抢劫罪毋庸置疑！
三、抢劫罪与相关犯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
胁迫行为侵犯了多种社会关系，所以它才进入了刑法的视野。我国刑法中规定了许多以胁迫方式实施的犯罪。除本文中的抢劫罪外，敲诈勒索罪中的威胁或要挟行为出于其精神强制的性质，也可统称为胁迫方法。另外，绑架罪等罪的行为方式中也都有胁迫方法。它们在刑法中所属章节不同，法律上对于胁迫方式也未作具体规定，所以在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很多非典型性案件，审理时就难以准确定性。下文将对抢劫罪的胁迫方法与其它司法实践中易混淆的两罪中的胁迫方法做简要区分：
（一） 抢劫罪与敲诈勒索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
敲诈勒索罪和抢劫罪是两种比较常见的财产型犯罪。二者在行为特点上很相似。刑法通说认为，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索公私财物的行为。 这一定义并没有完全反映敲诈勒索罪的特征，并不是很完善。所以从这一定义很难直接反映出此罪与抢劫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别。只有通过对其比较，来明确两者的区别：
1、胁迫的内容不同。如前文所述，抢劫罪的胁迫具有暴力性，即是直接侵犯人的生命健康的暴力威胁。而抢劫罪中的胁迫内容比较广泛，可以是针对人身的暴力威胁，也可以以毁人名誉、毁坏财产、设置困境相威胁，通过揭发隐私、揭露违法行为相威胁，更是敲诈勒索特有的危害行为，这些行为都无法构成抢劫罪。
2、胁迫的实施方式不同。由于抢劫和敲诈勒索的胁迫内容不同，也就导致了其实施方式的差异。抢劫罪中的抢劫，使当场直接向被害人发出的，无论明示或是暗示，都具有直接的公开性。而敲诈勒索可以当面对被害人公开实行，也可以通过其它途径，如电话、手机短信、书信，还可以通过第三人转告等方式通知被害人，间接实施胁迫。
3、胁迫内容实施的时间不同。抢劫罪中的胁迫最大特点是实施当场性，即后续的暴力行为和取财行为都是在当场予以实施。而敲诈勒索中胁迫的内容则是在将来某个时间付诸实践。而且，敲诈勒索索取的非法利益也是在行为人所要求的时间兑现。可能是当场，更多是在若干时日后。
4、胁迫的程度不同。敲诈勒索中的胁迫手段，是为了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和压迫感，从而满足施害人提出的非法利益。但是这种胁迫还没有达到使被害人不能反抗的地步，被害人在决定是否上缴财物时，还有考虑余地，可以不交或是报警。而抢劫罪中的威胁是为了使被害人当场受到精神强制，使其完全丧失反抗的意志，除将财产当场交出外，没有其它考虑、选择的余地。
（二）抢劫罪与绑架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
绑架罪，是指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行为。虽然立法对绑架的手段行为没有规定，但刑法通说认为从绑架的含义来说，是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劫持他人的行为。 绑架罪侵犯人身自由的犯罪，同抢劫罪属于不同类型，所以两种犯罪的区别很大。但本文中以胁迫方法为主体，所以其他区别暂且不论，只讨论两罪中胁迫方法的区分。我认为两罪中的胁迫方法最重要的区别有以下两点：
1、胁迫的精神强制程度不同。抢劫中的胁迫虽然具有暴力性质，并足以抑制对方反抗，但其将实施的后续暴力行为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是重伤或杀害，多半是殴打等轻伤害。而绑架罪中的胁迫后续行为一般是重伤或杀害（撕票）。并且被绑架人已被限制了自由，亲属是否能给钱或实施营救，自己并不能控制，可以说是随时都命悬一线，其精神上的恐惧感和压迫感都已到达极致。所以其精神强制的程度远远大于抢劫罪中的胁迫。
2、胁迫内容实施的时间和地点存在差异。抢劫罪和绑架罪中的胁迫，都是通过对人身施加的影响取财。但施加影响和取得财物的时间呈现不同特点。抢劫罪具有实施当场性，即在胁迫方法实施的当时、当地实施后续的暴力行为或是取财的目的行为。而绑架罪则是先绑架人质，然后勒令限期交付财物。胁迫行为和取财行为具有一定时间间隔，发生的地点一般也不相同，即异时异地。

综上所述，抢劫罪中的胁迫虽然只是一种客观的行为方式，但它涉及到很多方面，其在司法实践中也呈现出多种形式。从本文的论述中可以看出，这种行为方式的核心就在于它的暴力性和当场性——行为人抢劫时的胁迫必须有暴力内容，并立即迫使对方交出财物。在司法实践中，抢劫中的胁迫对象与他罪中并无显著区别，精神强制程度更不能作量化。所以当场性也是抢劫罪中的胁迫与其他罪中胁迫根本区别。我国刑法中对抢劫中胁迫的内容，没有作像外国刑法那样的限定。所以，只有准确把握其特点，才能在理论学习和司法实践的过程中作出正确判断。很遗憾，由于个人能力和知识储备有限，在此不能对此问题作更全面和更深层次的进一步研究。本文中仅通过一些观点的总结及自己的认识，对于一般抢劫罪中的胁迫方法，从几个比较重要的角度和常见的类型作了初步探讨。

参考资料
1、 张明楷著：《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03年7月第2版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公 告

（第十号）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已经2009年6月20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9年6月20日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
（2009年6月20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二十条：“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对拟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以及立法的条件是否成熟、立法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提出意见，向主任会议报告。”
二、第二十条改为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的法规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三十日前报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三、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四条，修改为：“需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三次审议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或者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意见,由分组会议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时，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四、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二次审议即可以交付表决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或者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意见,由分组会议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五、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一次审议即可以交付表决的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或者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意见,由分组会议审议。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草案修改稿。”
六、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八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对审议中的重要问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应当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七、增加一条，作为第三十条：“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
八、第三十条改为第三十二条，修改为：“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举行听证会的具体办法由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九、第三十六条改为第三十八条，修改为：“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十、删去第三十九条。
十一、增加一条，作为第五十七条：“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可以对编制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列入立法规划草案、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的立法项目。”
本决定自2009年7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正，重新公布。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
（2001年1月19日安徽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9年6月20日安徽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地方立法活动，提高地方立法质量，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和废止法规，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修改和废止的法规。
第三条　地方立法应当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规定的立法原则，从本省实际出发，注重立法质量，体现地方特色，增强可操作性。
第二章　立法权限
第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就下列事项制定法规：
（一）法律规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二）本行政区域特别重大的事项；
（三）涉及省人民代表大会职权及其工作规则的事项；
（四）省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其制定法规的事项；
（五）常务委员会认为需要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就下列事项制定法规：
（一）为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需要根据本行政区域的实际情况作具体规定的事项；
（二）属于地方性事务需要制定法规的事项；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规定的属于国家专属立法事项以外，尚未制定法律或者行政法规，需要制定法规的事项；
（四）法律规定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五）省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由常务委员会制定法规的事项。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法规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规的基本原则相抵触。
第三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立法程序
第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列入会议议程。
第八条　一个代表团或者十名以上的代表联名，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法规案，由主席团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
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九条　向省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法规案，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可以先向常务委员会提出，经常务委员会审议后，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由常务委员会或者提案人向大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第十条　常务委员会决定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一个月前将法规草案发给代表。
第十一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大会全体会议听取常务委员会或者提案人的说明后，由各代表团进行审议。
各代表团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听取意见，回答询问；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根据代表团的要求，派人介绍情况。
第十二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行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意见，并印发会议。
法制委员会根据各代表团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向主席团提出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经主席团会议审议通过后，印发会议。
第十三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必要时，主席团常务主席可以召开各代表团团长会议，就法规案中的重大问题听取各代表团的审议意见，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主席团常务主席也可以就法规案中的重大的专门性问题，召集代表团推选的有关代表进行讨论，并将讨论的情况和意见向主席团报告。
第十四条　列入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席团同意，并向大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十五条　法规案在审议中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经主席团提出，由大会全体会议决定，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作出决定，并将决定情况向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报告；也可以授权常务委员会根据代表的意见进一步审议，提出修改方案，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下次会议审议决定。
第十六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各代表团审议后，法制委员会根据审议的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席团提请大会全体会议表决，由全体代表的过半数通过。
第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由大会主席团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四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立法程序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人民代表大会各专门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常务委员会的有关的工作委员会研究，提出报告，再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主任会议认为法规案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可以建议提案人修改完善后再向常务委员会提出。
第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或者先交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工作委员会研究，提出是否列入会议议程的意见，再决定是否列入常务委员会议议程。不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应当向常务委员会会议报告或者向提案人说明。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或者工作委员会研究法规案时，可以邀请提案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二十条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对拟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的法规案，应当就立法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合法性，以及立法的条件是否成熟、立法的内容是否科学合理，提出意见，向主任会议报告。
第二十一条 拟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的法规案，一般应当在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三十日前报送常务委员会办公厅。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建议议程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办公厅一般应当在会议举行的七日前将法规草案发给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第二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一般应当经三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再交付表决。
对法规案审议意见比较一致的，可以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部分修改的法规案和废止法规案，审议意见比较一致的，也可以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
法规案是否经两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经一次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交付表决，由主任会议决定。
第二十三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实行分组会议、联组会议或者全体会议审议。
第二十四条　需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三次审议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或者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意见,由分组会议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修改情况和主要问题的汇报，由分组会议进一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三次审议时，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第二十五条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二次审议即可以交付表决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一次审议时，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或者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意见，由分组会议初步审议。
常务委员会会议第二次审议时，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由分组会议对法规草案修改稿进行审议。
第二十六条　经常务委员会会议一次审议即可以交付表决的法规案，在全体会议上听取提案人的说明，印发或者听取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的意见，由分组会议审议。法制委员会在全体会议上作关于法规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并提出草案修改稿。
第二十七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提案人应当派人到会听取审议意见，回答询问。
常务委员会分组会议审议法规案时，根据小组的要求，有关机关、组织应当派人介绍情况。
第二十八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对审议中的重要问题，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应当进行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二十九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审议意见、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工作委员会以及各方面提出的意见，对法规案进行统一审议，提出修改情况的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和法规草案修改稿，对重要的不同意见应当在汇报或者审议结果报告中予以说明。对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 工作委员会提出的重要意见没有采纳的，应当向其反馈。
法制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可以邀请有关的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
第三十条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审议法规案时，应当召开委员会全体会议进行审议，可以邀请其他专门委员会的成员和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的负责人列席会议，发表意见；可以要求有关机关、组织派有关负责人到会说明情况。
第三十一条　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对法规草案的重要问题意见不一致的，法制委员会应当进行协调，经协调后仍不一致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报告，由主任会议作出处理决定。
第三十二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工作机构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举行听证会的具体办法由常务委员会另行规定。
第三十三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将法规草案在《安徽日报》及其他媒体上公布，征求意见。
第三十四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工作机构应当收集整理分组审议的意见和各方面提出的意见以及其他有关资料，送法制委员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并根据需要，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
第三十五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的法规案，在交付表决前，提案人要求撤回的，应当说明理由，经主任会议同意，并向常务委员会报告，对该法规案的审议即行终止。
第三十六条　法规案经常务委员会三次会议审议后，仍有重大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的，由主任会议提出，经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同意，可以暂不付表决，交法制委员会和有关的专门委员会进一步审议。
第三十七条　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的法规案，因各方面存在较大意见分歧搁置满两年的，或者因暂不付表决经过两年没有再次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审议的，由主任会议向常务委员会报告，该法规案终止审议。
第三十八条　法规草案修改稿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后，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修改，提出法规草案表决稿，由主任会议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第三十九条　在法规案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前，对其中争议较大的重要条款，经主任会议决定，可以先对该条款单独表决，再对法规案进行表决。
第四十条　常务委员会通过的法规，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章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法规程序
第四十一条　报请批准法规，应当提交书面报告、法规文本及其说明和有关参阅资料。
第四十二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审查，提出审查意见，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四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报请批准的法规，制定机关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作说明。
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向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作关于该法规审查结果的报告。
第四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
常务委员会会议在审议时发现报请批准的法规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本省的地方性法规相抵触的，不予批准，或者提出修改意见，经修改后提请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法规进行审查时，发现其同省人民政府的规章相抵触的，可以先交法制委员会协调，提出意见，再由常务委员会作出处理决定。
第四十六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由制定机关公布施行，并在公告上注明批准机关和批准时间。
第六章　地方性法规的解释
第四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由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
法规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应当进行解释：
（一）法规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
（二）法规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规依据的。
第四十八条　省人民政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和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机构以及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法规解释的要求。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拟订法规解释草案，由主任会议决定列入常务委员会会议议程。
第五十条　法规解释草案经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议、修改，提出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
第五十一条　法规解释草案表决稿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通过的法规解释由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二条　较大的市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由该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的，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后生效。
第五十三条　报请批准的法规解释，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由法制委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审议意见进行审查，提出修改意见，修改后提请常务委员会表决，以常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批准的法规解释，由制定该法规的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发布公告予以公布。
第五十四条 法规解释同法规具有同等效力。
第五十五条 对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规作出的具体应用问题的解释，应当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七章　其他规定
第五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制定每届任期内的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
较大的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应当编制年度立法计划，并报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五十七条 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工作委员会可以对编制立法规划、年度立法计划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列入立法规划草案、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的立法项目。
第五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编制立法规划草案和年度立法计划草案，经主任会议同意后印发常务委员会会议。主任会议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对立法计划作出部分调整。
第五十九条　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组织实施立法规划和年度立法计划。未按时将法规案提请审议的，应当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并说明情况。
第六十条　提出法规案，应当同时提交法规草案文本及其说明，并提供必要的资料。法规草案的说明应当包括制定该法规的必要性、主要内容和对重大问题的协调情况。
第六十一条　交付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全体会议表决未获通过的法规案，如果提案人认为必须制定该法规，可以按照本条例规定的程序重新提出，由主席团、主任会议决定是否列入会议议程；其中，未获得省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法规案，应当提请下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审议决定。
第六十二条　法规根据内容需要，可以分章、节、条、款、项、目。
章、节、条的序号用中文数字依次表述，款不编序号，项的序号用中文数字加括号依次表述，目的序号用阿拉伯数字依次表述。
法规标题题注应当载明制定机关、通过日期。
第六十三条　法规于通过之日起十五日内在《安徽日报》上全文公布，并及时在《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
在《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上刊登的法规文本为标准文本。
第六十四条　法规部分条文的修改和废止程序，适用本条例的有关规定。
法规部分条文被修改或者废止的，必须公布修改或者废止的决定，并同时公布新的法规文本。
第六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有关的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应当对相关的法规进行检查，发现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相抵触或者与本省法规不一致的，应当向主任会议提出修改或者废止的建议，由主任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六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有关的工作委员会，可以对有关法规具体问题的询问进行研究予以答复，并报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八章　附 则
第六十七条　本条例所称较大的市是指省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和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的市。
第六十八条　本条例自2001年3月1日起施行。《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制定地方性法规的规定》同时废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