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妇联 中央综治办 国家禁毒办


妇字[2003]22号


关于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的意见


2000年6月，全国妇联、国家禁毒委联合启动了“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3年来，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密切合作，精心组织，扎实推进，活动取得了显著成效。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普遍成立了活动领导机构，制定了工作计划，开展了专题活动，特别是参加全国“百县承诺行动”的重点地区，在家庭禁吸戒毒、巩固无毒成果及“无毒社区”的创建中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党委、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充分肯定。
为加大对禁毒工作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力度，进一步提高广大妇女群众参与禁毒斗争的意识和能力，促进和维护社会稳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禁毒办、中央综治办、中央文明办《关于深入开展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工作的通知》(禁毒办通字[2003]30号)精神，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国家禁毒办决定，从2003年9月起，以社区、乡村为重点，以家庭为依托，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推进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工作。为此，提出以下意见：
一、认清形势，提高认识，增强禁毒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禁毒形势仍然十分严峻。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累计已达100万，其中女性吸毒人员比例呈上升趋势，少数地区高达三分之一。毒品问题的蔓延，不仅危及家庭和睦稳定，百姓安居乐业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而且严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对于每个家庭成员的行为养成和道德法制观念的培养起着重要作用。只有实现每个家庭无毒，才能提高全民禁毒素质，实现“无毒社区”、“无毒村”的创建目标。
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国家禁毒办联合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是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妇联组织在新形势下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和禁毒工作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积极开展群防群治、遏制我国毒品发展蔓延的有力举措，是“无毒社区”、“无毒村”创建的基础和重要内容，是动员千家万户参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有效形式，对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具有重要意义。各级妇联、综治办、禁毒办一定要充分认识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统一思想，增强深化这项活动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二、明确任务，加强领导，认真履行职责
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的主要任务是：以女性、青少年及涉毒高危人群为重点，以家庭实现“四无”(无吸毒、无贩毒、无贩毒、无制毒)为目标，积极配合吸毒人数千人以上县(市、区)毒品问题的重点整治工作(以下简称“千人县整治”)，巩固和扩大前3年“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成果，继续在重点人群中开展禁毒宣传、安置帮教等工作，落实家庭禁吸戒毒、巩固无毒成果的联防联治措施，营造全社会远离毒品、拒绝毒品的良好氛围，夯实“无毒社区”、“无毒村”创建的基础。
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要坚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按照属地管理原则，由各级妇联、综治办和禁毒办联合开展工作。省、市(地)两级妇联、综治办、禁毒办要将“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纳入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工作的整体计划，统一部署、统一检查、统一考核。各地尤其是“千人县整治”地区，妇联、禁毒办和综治办要联合建立和完善领导机构，将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作为禁毒工作和基层安全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明确各自的职责，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完善评估考核机制，切实加强对活动的指导。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国家禁毒办将在地方普遍建立示范点的基础上，确认一批“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示范点。
各地有关部门要在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切实履行工作职责。妇联要广泛发动妇女积极参与家庭、社区、乡村禁毒活动，认真完成所承担各项工作任务；要健全和落实领导责任制，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及时掌握活动开展情况；要加强协调，主动与综治、禁毒部门沟通工作情况，共同研究对策，协商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综治部门要将活动纳入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之中，协调各成员单位积极参与防范活动，督促落实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相关措施。禁毒部门要加强禁毒工作指导，主动向妇联、综治办介绍禁毒信息、毒情的发展变化情况，以保证活动采取的各项工作措施具有针对性、实效性；要配合全国妇联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培训妇联干部和社区、乡村禁毒骨干，提高他们的业务能力；要加大对活动的支持力度，落实好全国禁毒重点省区市尤其是“千人县整治”地区“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的经费，及时解决工作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保障活动顺利开展。
三、突出重点，发挥优势，推动“无毒社区”、“无毒村”创建
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要全面贯彻落实《关于深入开展创建“无毒社区”、“无毒村”工作的通知》精神，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的原则。以配合“千人县整治”工作为重点，根据各自不同情况开展工作。对前尚未受到毒品侵害的地区和家庭，重点以开展预防宣传教育为主要任务，采取各种措施，强化防毒意识，巩固和扩大“无毒社区”、“无毒村”成果，防止产生新的吸毒人员；已染毒地区和家庭，重点是将预防教育和禁吸戒毒工作并举，严防毒品问题扩散和蔓延；吸毒人员超过千人的县(市、区)，要进行重点整治，全面落实家庭禁吸戒毒的各项措施，努力减少毒品对家庭和社会的危害，维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要发挥妇联组织的优势，强化家庭在禁毒工作中的作用。要充分利用各级妇联建立的家长学校、亲子学苑和校外教育活动阵地的作用，大力开展对家长和青少年学生的禁毒宣传，引导家庭成员主动投入到禁毒斗争中；要充分发挥妇女工作的整体效能，通过与综治办、禁毒办开展的主题活动相结合，与妇联开展的“家庭文化建设”、创建“五好文明家庭”活动等相结合，不断赋予这项活动新的内涵；要充分发挥妇女群众自治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的作用，通过深入基层，开展禁吸戒毒宣传，做好安置帮教，将禁毒工作落实到每个家庭；要充分利用基层维权网络和社会化维权机制，通过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法制宣传教育，提供法律帮助和服务，协调解决重点问题，使禁毒与维权工作有机结合。
四、总结经验，完善机制，深化“不让毒品进我家”
活动
全国妇联、国家禁毒委开展的“百县承诺行动”，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下，取得显著成效。各地大胆创新活动形式，拓展活动领域，建立有效机制，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探索，为深化“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此，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国家禁毒办研究决定，从今年起，将加大承诺行动的工作力度，扩大国家级承诺县的数量，以配合国家“千人县整治”工作的开展，进一步深化“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各省(区、市)要结合本地实际，在抓好国家级承诺县的同时，确定一批省级、市(地)级承诺县，做到一级抓一级，将承诺行动落实到社区、乡村，进入千家万户。
各地妇联、综治办、禁毒办要认真总结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的成功经验，巩固和推广好的形式和做法，对如何进一步开展“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进行认真地研究，制定活动方案，明确工作目标和考核标准，完善表彰奖励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评估机制。
全国妇联、中央综治办、国家禁毒将对各地“不让毒品进我家”活动，尤其是重点地区的活动情况进行抽查，对成绩突出的将予以表彰和奖励。




全国妇联 中央综治办




国家禁毒办



2003年9月9日


电子商务的法律问题
薛虹

　　2000年被称为“电子商务年”。电子商务正在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主题，同时围绕电子商务的法律框架也在逐步建立起来。所有准备或者正在开展电子商务的企业都应当了解其交易的法律环境，采取受法律承认和保护的交易方式，以便有效地维护自己的财产利益。但是，对于这些新出现的重大法律问题，我国法律界仍然缺乏深入的研究和探讨。本文希望借此机会，引起法律界同行对这些问题的重视，共同促进我国电子商务法律研究的发展。

一、全球范围内与电子商务有关的立法发展
　　国外电子商务的立法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1999年出台了“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UCITA），作为各州的示范法。该法意在为网上交易活动提供法律规范。到2000年5月已经有弗吉尼亚、马里兰两个州以立法形式采用了该法，另有数州正在立法进程之中。欧盟于2000年5月正式通过了“电子商务指令”，欧盟成员国将在18个月内将指令内容贯彻到国内。
　　发展中国家面对电子商务的大好时机也不甘落后，希望通过立法来促进和保障本国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新加坡于1998年就通过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印度、巴西、泰国等国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正在议会的立法进程之中，预计2000年内可望通过。
　　我国目前尚无专门的电子商务立法，虽然多个法律文件中都有与电子商务有关的零星内容（例如《合同法》中有关“电子合同”的条文），但是一些重要的法律规范尚付阙如。与全球性的电子商务一样，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也在向全球性的方向发展。如果我国不尽快研究和制订有关电子商务的立法，那么将在网络经济的国际秩序建立过程中处于劣势，也将不得不接受别国制订好的规则。因此，加强电子商务的法律研究在我国具有突出的紧迫性。

二、电子商务中的法律冲突
　　在网络环境下，各国都在趁机扩大本国法院的管辖权和法律适用的范围，这一方面加剧了法律冲突，另一方面促进了冲突法规则的发展。
　　侵权行为类法律冲突的一般规则是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法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法。在网络环境下，侵权行为地法已经变得难以辨认了。例如，在英国的一个判例中，原告就某个商标在英国享有普通法上的权利，而被告恰好在德国注册了该商标。当原、被告都在互联网上宣传自己的商标的时候，原告在英国提起了诉讼，控告被告在网上使用商标的行为侵犯其在英国的商标权。英国高等法院根据《布鲁塞尔公约》认定，由于被告的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在英国，因此英国法院有管辖权，而且英国的反假冒法也可以适用于被告源自境外的侵权行为。在该案中，英国高等法院还特别指出，如果某个企业打算在互联网上进行商贸活动，那它就必须使其行为具有全球合法性，否则就面临来自不同国家的责任风险。

　　根据欧洲法院的一个著名判例，当存在多个侵权行为实施地和侵权结果发生地时，原告有权在此范围内就管辖法院和适用的法律进行选择。2由于在互联网上，几乎任何国家都可以被视为侵权结果发生地，所以按照这一判例引申出的规则，原告就可以在全球各国的法律之中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国家起诉和主张权利。
　　从侵权行为地法规则到当事人选择法规则的变化，说明原有的冲突法规则不再适应网络环境的现实，尤其是当事人选择法等于实际上取消了客体管辖权方面的规则。因此，学术界一直在探讨建立新的冲突法规则，其中所谓“来源国规则”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来源国规则是从卫星通信领域发展而来的。由于卫星传播能够覆盖全球或者地球大部分地区，因此一旦传播内容中有侵权材料，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就成了问题。来源国规则就是指适用卫星信号的发出国的法律。如果在网络环境下准用来源国规则，那么对某个网上站点的侵权行为就应当适用该站点主域名服务器所在国的法律。当然，来源国法规则目前仍属一家之言，尚未在国际社会得到广泛的认同。

　　一个法院如果仅建立了对某个纠纷的客体管辖权，并不足以使其管辖权最终成立，因为必须考虑主体管辖权的因素。如果法院对被告建立不起主体管辖权，整个诉讼程序的进行、司法文书的送达和裁判的执行就都成了问题。

　　在一般情况下，一国法院对本国人（无论处于境内还是境外）实施的侵权行为都具有管辖权。然而，一国法院是否对通过互联网与本国人进行通讯联系的外国人具有管辖权就是很复杂的问题了。法国曾经提出，法国法院对任何通过网络与法国人联系的被告都有管辖权，即便被告在法国境内没有实体性的存在。美国则坚持用其“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对网络上通讯联系进行限定。一般情况下，单纯的网上电子邮件通讯和网站信息提供并不足以构成产生主体管辖权的最低限度联系。如要达到最低限度联系的程度，被告与管辖法院辖区之间的联系应当是交互性的商业活动性的联系，例如在辖区内建立了固定的客户联系，有多个消费者存在，等等。
　　总之，解决网络环境下与知识产权跨国贸易有关的法律冲突的规则还在探索和发展的过程之中。我国《民法通则》规定了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适用，但是没有为解决网络环境下的法律冲突提供明确的答案，因此除了完善原有的规则之外，我们也应当考虑创建新的规则，以适用电子商务发展的需要。

三、网络合同的成立和效力
　　合同是交易的核心内容，电子商务中的合同采取了新的形式，具有了新的特点。为此，美国、欧盟有关电子商务的法律文件都把规范网络上的合同关系作为重点。我国现行的《合同法》是1999年3月15日由全国人大第9届代表大会第2次会议通过的，1999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这部《合同法》与我国以前的合同法律相比有了很大的改进。其中有关“网络合同”的内容更是格外引人注目。虽然《合同法》中只有寥寥数条是直接关于“网络合同”的，但是对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却具有重要意义。

　　1、网络上的要约邀请、要约与承诺
　　一般来说，一个向公众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信息的网页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所作的宣传自己的广告。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5条的规定，商业广告属于要约邀请，是希望他人向自己发出要约的意思表示。因此，即便某个用户对网页提供的信息作出了回应，只要主页经营者没有作出承诺的表示，该网页的经营者就不受该“要约邀请”的约束。当然，如果经营者在网页上传播了虚假信息，根据我国《广告法》的规定，还是应当承担有关发布虚假广告的法律责任的。
　　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商业广告的内容符合要约规定的，可以被视为要约。因此，如果一个传播商品或服务信息的网页符合《合同法》规定的要约的条件，也可以被看作是经营者发出的要约，经营者应当受该要约内容的约束

　　在网页经营者向公众发出要约邀请的情况下，用户可以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向经营者发出要约。经营者可以回复电子邮件的方式作出承诺，使合同成立。根据我国《合同法》第23条的规定，要约以非对话方式作出的，承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到达。如果发出要约的是某个商业组织，该商业组织一般能够在正常的工作日及时检查自己的电子邮箱，也就能够及时发现网页经营者发来的承诺，双方的合同得以成立。但是，如果发出要约的是个人用户，而个人用户检查自己的电子邮箱的时间和次数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了，当用户发现了网页经营者发来的承诺时，很可能已经超过了用户要约确定的期限。在这种情况下，网页经营者的承诺还能使合同成立吗？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了解在我国《合同法》中承诺的到达时间是如何计算的。根据《合同法》的有关规定，承诺进入用户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就视为到达时间。3这一规定对网页经营者是非常有利的，因为即便用户发现承诺时，承诺已经迟延，但是承诺进入用户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却在要约确定的期限之内，承诺仍然可以使合同成立。用户不能以承诺迟延为由，否定承诺的效力。

　　如果网页经营者采取了带附件的电子邮件的形式向公众推销某种商品或服务，在附件中详细说明了合同成立的条件，并提示用户在网页上填写电子表格的有关栏目，再点击指定的图标上发送该电子邮件，就能获得该商品或服务，那么经营者发出的信息就应当被看作是要约，因为它符合我国《合同法》第14条关于要约的规定，即内容具体、确定，表明了经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即受要约约束的意思。该要约生效的时间，根据《合同法》第16条的规定，为用户收到该要约的时间，即进入用户任何计算机系统的首次时间。用户在收到要约的合理期限内，可以作出承诺，使合同成立。网页经营者如果再“反悔”，则构成了违约，须承担违约责任。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网页经营者在电子邮件的附件中提供的格式合同内容过于复杂、冗长，那么即便用户作出了承诺，日后也可以主张该合同不成立，因为用户难以详细阅读如此复杂的格式合同内容，也难以发现其中于己不利的条款。

　　随着我国电子商务的发展，网络合同越来越普遍。然而我国现有的消费者保护法律已经难以满足在网络环境下充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需要。消费者感到从网上获得的商品或服务缺乏法律保障。因此，我国法律在规范“网络合同”的同时，也应当体现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原则。在这方面，欧盟的“远程销售指令”就很值得我们借鉴。4“远程销售指令”是专门规范有关利用远程通讯技术缔结的合同涉及的消费者保护问题的。例如，在电话推销的情况下，经营者应当在谈话开始的时候就使消费者得到充分的信息，以便决定是否继续交谈。在通过互联网签订的合同的时候，经营者也必须告知消费者如下信息，即经营者的名称（包括地址）、所提供商品或服务的本质特征及价格（包括运费）、付款、交货及履行的形式、消费者解除交易的权利、使用远程通讯技术的费用、要约确定的承诺期限及价格、合同最短的有效期。由于网络上的信息更新很快，经营者应当保证消费者及时获得更新后的信息。“远程销售指令”规定，消费者有权在自收到经营者的商品之日起或者在与经营者缔结服务合同之日起7日内，不说明任何理由，就解除与经营者之间的合同。一旦合同被解除，经营者必须全部返还消费者已经支付的价款。

　　2、网络合同的形式
　　我国《合同法》虽然并不要求合同一概采取书面形式，但是如果能以有形形式记载合同的内容，那么无论对于合同的履行还是合同纠纷的处理都有所帮助。根据我国《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电子数据交换（EDI）、电子邮件等数据电文形式都属于合同的书面形式。因此，网上缔结的合同也在《合同法》规定的书面合同之列。
　　传统的书面合同（即“纸面合同”）是自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时成立的，而且手书签字和盖章还是合同真实性的证明。然而，就网络合同而言，手书签名或者盖章已经无法适用了，如何证明合同内容的真实性以及确定合同成立时间呢？我国《合同法》没有正面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规定，当事人采用数据电文等形式订立合同的，可以在合同成立之前要求签订确认书。签订确认书时合同成立。《合同法》的这一条文（第33条）为任意性法律规范，建议网络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将在网上达成的合意转化为“纸面合同”，再以纸上的手书签名和盖章为准。这一建议固然是不错的，但是如果双方当事人不签订确认书，不把网上的合同内容记载在纸面上，问题就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如果合同一方恶意否定合同的存在或者拒绝履行合同义务，网上的数字化文件记载的内容能否作为证明合同内容的充分证据，仍然是个疑问。《合同法》之所以回避这一问题，是因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并且建立一系列的配套制度。
　　“电子签名”早已引起了人们的关注。联合国的有关文件建议各国承认电子签名的效力。欧盟于1999年11月已经正式通过了有关电子签名的指令。美国政府现正修订其统一商法典，并于1999年2月公布了“计算机信息交易法草案”，承认和规范电子签名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律承认电子签名就是承认带有电子签名的文件的真实性。电子签名是指在一个数据信息中或附在其后或逻辑上与其有联系的电子形式的签名，这个签名表示被某人用于代表其身份的证明，并表示其同意该数据信息的内容。虽然电子签名技术本身并不复杂，但是承认电子签名却必须建立一整套认证系统。发送信息的人在数字化文件上加注电子签名，并以私人密匙使他人无法篡改该电子签名。该电子签名的真实性须由一个国家承认的认证机构的公共密匙来检验，以证明带有电子签名的文件的所有人及其内容的真实性。经过认证，收到文件的人就能够分辨发件人以及文件的真实性了。联合国及国际经合组织都建议形成认证电子签名的国际标准，以保障全球电子商务的参加人享有统一的安全标准。我国的有关部门也正在积极研究电子签名及其认证问题。

　　3、网络合同缔结中的电子代理人
　　“电子代理人”是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提出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是指在没有人检查的情况下，独立采取某种措施或者对某个电子信息或者履行作出反应的某个计算机程序、电子的或其他的自动手段。电子代理人的出现使合同的缔结过程可以在无人控制的情况下自动完成。电子代理人虽然不是人，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聪明过人。例如，电子代理人能够按照被代理人设定的购买或者出售的条件，自动寻找有关信息或者产品，并能够进行价格和性能的比较，以最优的条件成交。

　　“电子代理人”是关于网上格式合同的核心法律概念。在我国首例网上拍卖纠纷案中，争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围绕电子代理人的法律地位及其行为的法律效力而展开的。虽然该案并非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但是该案的判决无论对于网络上的有形财产交易还是无形财产交易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该案中，原告是被告的拍卖网站的注册用户。原告按照被告网站上的拍卖公告参加了竞买，并通过竞价购得3台计算机，在网站的拍卖结果中也确认拍卖成交。原告遂向被告支付了3台计算机的价款，并等待被告交货。但是当原告几天之后再次登录被告网站的时候，却发现被告网站的拍卖公告中的拍卖周期已经延长，而且原告已经竞买成功的3台计算机仍在继续被拍卖，后又重新公布了拍卖结果。原告起诉被告违约。被告则辩解说，其网站的拍卖截止时间并未改变，但是其拍卖系统自动提前启动；由于原告的应价低于委托方的保留价，而且原告未与被告签订成交确定书，因此原告的应价不应被认可。审理法院认为，原告在拍卖过程中的最终应价低于被告委托方的保留价，因此原告的拍卖未被确认。法院据此驳回原告要求被告给付3台计算机的诉讼请求。同时，法院还认定，被告拍卖系统出现故障，导致原告产生误解，依法应承担相应责任，因此判决被告返还原告支付的货款，并赔偿原告的利息损失。
　　本案被告网站上的拍卖系统其实就是由计算机程序控制的电子代理人。被告网站上的竞拍过程实际就是通过竞买人（自然人）与电子代理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使竞买合同形成。然而，本案的特殊性在于被告的电子代理人出现了故障，导致原告产生了误解，因而导致原告与被告电子代理人之间订立的合同无效。这一结论的法律依据在于我国《合同法》第40条及第53条的规定，即格式条款具有欺诈或重大误解情形的，该条款无效。这一法律规则不仅适用于自然人与电子代理人交互的缔约过程中，而且适用于两个电子代理人缔约的过程中。如果两个电子代理人之间缔结合同是由于欺诈或者运行错误等原因造成的，那么合同无效。例如，一方当事人或其电子代理人以欺诈的方式操纵对方电子代理人，则合同没有约束力，因为通过电子代理人缔结的合同所表现的双方合意应当在电子代理人的正常运行过程中达成的。又如，在电子代理人发生运行故障的时候，虽然电子装置记载了合同的成立，但所形成的合同不在双方被代理人的合理预期之内。这种情况类似于合同法中的双方误解，因双方无合意，合同无效力。总之，适用于自然人的欺诈或误解的法律规则也都适用于电子代理人。
　　4、网络合同的效力
　　知识产权贸易在电子商务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因为知识产权贸易的一大部分可以通过网络直接进行交易。例如，计算机软件、多媒体产品的知识产权人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许可用户使用这些知识产权的客体。相比之下，通过网络出售汽车、玩具等有形商品或者提供运输、保险等服务就不能完全在网上进行，还必须到“网下”才能完成。因此，不仅美国“统一计算机信息交易法”调整的“计算机信息交易”，还是欧盟“电子商务指令”调整的“信息社会服务”，都主要是指知识产权客体的贸易。
　　从交易方式来看，知识产权贸易也非常适合网络环境。就网上版权贸易而言，越来越多的网上作品附带了权利管理信息，在向公众传播时这些信息就会显示出来。现在许多网页的超文本标记语言（HTML）中的元数据也包含了权利管理信息的内容。权利管理信息不仅标识了作品、作者或者其他权利人的信息，而且标明了使用作品的要求和条件。用户可以按照管理信息的内容，取得使用作品的许可。
　　网络上的知识产权许可合同有一个突出特点，即知识产权人基本上采用面向广大用户的格式合同。虽然我国《合同法》专门提到了格式合同的问题，《合同法》第39条规定，格式条款是指当事人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并在订立合同时未与对方协商的条款。但是网络环境下的知识产权格式合同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合同法》的有关规定只能起到指导作用，具体的法律规范尚付阙如。在网络环境下，双方当事人可以通过“电子代理人”签订合同。网络上最常见的知识产权许可格式合同就是所谓“点击许可证”（click－wraplicense），即用户按照权利人网上电子代理人的提示，点击权利人网站上的相应按钮所达成的许可合同。象所有格式合同一样，点击许可证的最大特点就在于非协商性，权利人提供了格式条款之后，用户要么全部接受，要么全部拒绝，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由于提供格式合同的权利人处于有利地位，有可能拟定某些对用户明显不利的条款，因此法律需要为了保护用户的合法权益，作出特殊规定，使违法的或不公平的点击许可证或其中条款丧失效力。判断知识产权格式合同有效性的标准是在实践中逐渐摸索形成的，软件界“启封许可证”的效力演变就说明了这一点。
　　在网络上的“点击许可证”出现以前，软件业界广泛采用的“启封许可证”就曾经引起很大的争议。计算机软件的启封许可证（shrink－wraplicense）最早于20世纪80年代出现于美国，是随着大量通用软件投放市场而产生的。典型的启封许可证是指提示用户一旦打开软件的塑料包装或者将软件载入计算机就构成对许可条件的接受的声明。在启封许可证出现以后的很长时间里，除了软件业界，几乎无人承认启封许可证具有合同的效力。但是启封许可证的出现毕竟适应了大规模的软件包贸易的需要，毕竟软件厂商没有办法与每一个软件用户单独谈判签订软件版权使用许可合同。因此人们逐渐意识到，一概地肯定或者否定启封许可证的效力都是不恰当的。有些启封许可证是对社会有益的，有些则是妨碍竞争和遏制创新的。因此，应当按照公共政策的原则对启封许可证的有效性进行判断，加以区别对待。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