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广电总局


中宣部、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环保总局、广电总局关于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的通知


2002-02-04

妇字〔2002〕5号


　　为了深入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的重要思想，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精神，按照公民道德教育从娃娃抓起的要求，中宣部、全国妇联、团中央、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广播影视总局等6个部委决定共同在全国儿 童中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

　　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一项重要举措，是引导和帮助全国儿童加强道德修养、提高自身素质的一项具体实践活动。该计划以提高儿童道德素质为宗旨，重在培养儿童的基本社会道德观念，通过宣传教育，倡导社会、学校、家庭都来重视儿童的道德建设；以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为载体，增加儿童的理解和体验，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养成良好的社会道德行为习惯，为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做出贡献。

　　活动的主要内容：
　　在全国儿童中大力倡导“爱国守 法、明礼诚信、团结友爱、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广泛开展“我做合格‘小公民’”的宣传教育、实践创新和评选展示活动。推出“小公民”的社会道德“五小”行动，作为儿童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

　　“五小”即：
　　在家庭做孝顺父母、关心亲人、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小帮手”；
　　在社会做热爱祖国、文明礼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小标兵”；
　　在学校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尊重他人、善于合作的“小伙伴”；
　　在社区和公共场所做爱护公物、讲究卫生、保护环境、遵守秩序的“小卫士”；
　　在独处时做胸怀开阔、心理健康、勤奋自立、 勇于创新的“小主人”。

　　发动儿童查找自己和身边存在的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

　　在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中，各地宣传、妇联、共青团、教育、环保、广播影视等有关部门要发挥各自优势，形成合力，切实把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落到实处，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加以创新。

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

　　活动背景：
　　2001年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的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一定要把公民道德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来抓。这是贯彻江泽民总书记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紧密结合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

　　目前，我国有三亿多儿童，加强儿童的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我国公民道德建设方面仍存在的一些问题，给儿童的健康成长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一些儿童中存在的不做家务、不善合作、不讲礼貌、不守秩序、不爱护环境、心理脆弱、自制力不强等现象，应当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塑造儿童就是塑造未来，道德教育必须从儿童抓起。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2008年在北京举办奥运会，国际交往的机会越来越多，对人的综合素质要求越来越高，儿童道德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也亟待解决。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是落实《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展全国儿童道德建设实践活动，是新世纪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是我国走向现代化进程中推进人的现代化的需要，是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需要。

　　活动宗旨：
本“计划”重在培养儿童的基本社会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社会行为习惯，培养儿童的社会责任感。实施“计划”将使儿童在家庭、学校、社会等不同环境中成为自我教育的主体，在参与活动中学做文明人，学做社会人，学做中国人，学做现代人，逐步成长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

　　活动目标：
　　坚持“重在建设、以人为本”的原则，以“我做合格‘小公民’”为主题，以提高儿童道德素质为宗旨，以解决儿童道德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为突破口，采取分步实施，整体推进的方法，通过亿万儿童的积极参与，实现一年有突破、三年见成效、五年上台阶的目标。通过儿童积极参与“小公民”道德建设活动，与社会公民道德建设产生互动作用，互相影响，共同提高，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努力把公民道德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活动内容：
　　在全国3－ 18岁的少年儿童中开展“我做合格‘小公民’”的宣传教育、实践创造、评选展示活动。为使“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20字基本道德规范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并使之具体化、规范化，成为儿童普遍认同和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从小树立公民道德意识，本次活动针对儿童特点推出“五小”行动，即：在家庭做孝顺父母、关心亲人、勤俭节约、热爱劳动的“小帮手”；在社会做热爱祖国、文明礼貌、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小标兵”；在学校做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尊重他人、善于合作的“小伙伴”；在社区和公共场所做爱护公物、讲究卫生、保护环境、遵守秩序的“小卫士”；在独处时做胸怀开阔、心理健康、勤奋自立、勇于创新的“小主人”。通过开展体现助人、捐献、礼貌、仪表、着装、体态、表达等内容的活动，增加儿童的理解和感受。

　　活动方式：

　　1、广泛发动儿童参与各种丰富多彩的实践活动，让儿童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与自我的关系，对照自身和身边存在的不文明、不道德、不规范的问题和不足，提出切实可行的措施，找出符合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现代文明道德标准的正确答案，使儿童成为“小公 民”道德建设的主体，真正做到自主策划、自愿参与、自我学习、自觉行动。

　　2、以儿童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宣传“小公民”的社会道德行为标准。创作“我做合格‘小公民’”的儿童歌曲；编写《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宣传手册》；制作《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电视专题片；在影视、广播、报刊、网络等媒体中开辟“小公民”专栏或论坛，集中宣传和跟踪报道各类典型，形成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在自我教育的基础上发动儿童编写儿歌，反映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总结宣传“小公民”道德建设的成果。

　　3、开展“我做合格‘小公民’”的评选和成果交流展示活动。通过调查、访问、参观、讲座、论坛、主题队会、冬夏令营、演出等形式，交流开展“小公民”道德建设实践活动的体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

　　组织保障：

　　1、由中宣部和全国妇联、团中央、教育部、国家环保总局、国家广播影视总局负责同志组成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活动领导小组；秘书处设在全国妇联，秘书长由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兼任；副秘书长由中宣部宣传教育局、全国妇联宣传部、儿童部、中国儿童中心、团中央少年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国家 广播影视总局司局级同志担任。

　　2、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是落实《公民道德建设纲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社会各方面互相配合和共同努力，需要整合社会资源，形成合力。各部门应尽职尽责，发挥优势，齐抓共管。要把实施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与本系统业务工作紧密结合起来，纳入本部门整体规划和目标管理责任制。宣传部门要把“计划”作为落实《纲要》的具体活动，加强综合协调和指导，推动新闻媒体进行广泛宣传；妇联要把“计划”与开展五好文明家庭活动和科学的家庭教育紧密结合，以社区和家庭为依托，充分发挥家庭和儿童阵地的育人功能；共青团要把“计划”与少先队体验教育活动结合起来，通过各种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五小”道德行为规范；教育部门要把“计划”纳入中小学生思想品德教育和综合评价体系；环保部门要把“计划”与“环保小卫士”活动紧密结合，并为增强儿童环保意识提供宣传资料和实践基地；广播电影电视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经常性宣传和“聚焦”宣传，制作专题节目，对相关活动和各类典型进行跟踪报道，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3、各地儿童活动中心、少年宫、青少年宫等校外教 育机构要充分发挥宣传教育和实践基地的优势，充分利用多年来开展全国儿童“心中有祖国、心中有他人”主题教育活动的校外教育网络，在全面推进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实施中发挥引导、示范和辐射作用。在全国建立一批“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示范基地”。

　　4、各地区要从实际出发，认真制定规划，完善措施，扎实推进，精心设计和组织活动，发扬创新精神，切实抓出成效。有关部门可通过多种渠道筹集资金，为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提供必要的活动经费。


中国“小公民”道德建设计划组织机构名单



　　组长：　彭云（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席）

　　副组长：顾秀莲（全国妇联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刘鹏（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成员：　赵勇（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王湛（教育部副部长）

　　　　　　王玉庆（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

　　　　　　胡占凡（国家广播影视总局副局长）

　　　　　　李秋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秘书长（兼）：李秋芳（全国妇联书记处书记）

　　副秘书长：杨新力（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局长）

　　　　　　　高洪（共青团中央少年部副部长）

　　　　　　　王建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

　　　　　　　刘国正（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公室主任）

　　　　　　　王丹彦（国家广播影视总局总编室副主任）

　　　　　　　王乃坤（全国妇联宣传部部长）

　　　　　　　蒋月娥（全国妇联儿童工作部部长）

　　　　　　　赵顺义（中国儿童中心主任）

　　联络员：　王雅卿（中央宣传部宣教局调研员）

　　　　　　　张朝辉（共青团中央少年部宣传处处长）

　　　　　　　王新立（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校外教育处副处长）

　　　　　　　林又滨（国家环保总局宣教办公室教育处副处长）

　　　　　　　刘梅茹（国家广播影视总局总编室宣传处副处长）

　　　　　　　姜少英（全国妇联儿童部社会教育处处长）

　　　　　　　李新民（中国儿童中心教育活动处处长）

　　　　　　　白荷（全国妇联宣传部教育处副处长）


　　非诉行政执行是相对于行政执行而言的，也称非诉强制执行，它是行政强制执行方式的一种。也就是说，“非诉讼行政执行，是在行政机关或生效具体行政行为权利人的申请下，人民法院经过与诉讼审查不同的审查，裁定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活动或制度”。我国《行政诉讼法》第六十六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体行政行为在法定期限内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法强制执行。”这是我国法律从分权角度确立的非诉行政执行体制，即分为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和人民法院依申请强制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部分为执行部分对非诉行政案件执行作出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笔者认为，该程序存在以下误区：

　　一、非诉讼行政执行程序的误区

　　（一）司法权与行政权混合，混淆了法院与行政机关的职能

　　执行行为具有主动性、命令性、从属性，应当属于行政行为，不宜由法院行使。特别是行政强制执行，更没有必要假借法院之手。行政机关是法律的执行机关，其使命在于将法定的权利义务或者说秩序的实现;而法院是法律的适用机关，其使命在于运用法律裁决是非争议或者说是对人们的行为作一个判断。法院适用法律作出判决可视为个别的法律，应该由执行机关执行，审判工作性质是“坐听”，要求具备较强的推理与判断能力;行政机关性质是“行管”，要求具备较强的社会操作能力。执行行为遵循的是职权进行主义和当事人不平等主义，而司法行为是遵守被动中立原则和当事人平等主义，性质截然不同的工作不宜集中于一个机关。

　　（二）审判与执行合一，法院的执行权过于集中，缺乏制约与监督

　　“如果司法权和行政权结合在一起，则法官将具备压迫者的权力”。法院的执行权涉及行政、民事、刑事三大诉讼以及非诉讼的行政、仲裁和公证。长期以来，我国的执行权一直是由人民法院来行使的，习惯成自然;人们也将这当成理所当然的。实际上，只有裁判权，审判权才是法院的权限，因为无审判权，则法院就不成为法院。但执行权未必。比如刑事案件的执行权就主要不在法院，这也是被人们普遍长期接受的事实。执行决定权、执行实施权和执行裁判权由法院统一行使，难免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及表现为时间和精力上的顾此失彼，也表现为在行使的一项权利时因对不相关的因素的考虑而使决定、裁决有失公正。因此，执行权中的一部分应该从法院分离出去。鉴于执行决定权和裁判权更强调公正和质量，执行实施权更需要力量和效率;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判权要求行使者应掌握丰富的法律、法学知识，应该公正睿智，执行实施权则要求行使者果断有力，勇敢无畏，因而可以考虑将强制执行的实施权由法院以外的机构来负责，而法院的执行权仅限于执行决定权和执行裁判权。

　　二、申请行政强制执行诉讼程序的设立

　　为了纠正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中的错位，理顺司法权与行政权运行的程序，笔者建议，对非诉讼行政执行制度进行全方位的改革，使其更加符合诉讼制度的规则。所谓申请行政强制执行诉讼，是指行政法律关系义务人或责任人不履行行政法律义务或责任时，相关权利人诉请法院发布强制执行令的诉讼。行政之诉具备当事人、诉讼标的、诉讼请求三个要素。第一，当事人。在行政机关诉行政相对人不履行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义务的诉讼中，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是原告，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是被告;在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诉行政机关不履行强制执行职责的诉讼中，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是原告，作出具体的行为的行政机关则是被告，具体行政行为所确定的义务人可以作为第三人参与诉讼。第二，诉讼标的。申请行政强制执行的诉讼标的是行政法律关系，包括行政机关的职责、权力和相对人的权利义务。第三，诉讼请求。申请行政强制执行之诉的诉讼请求是请求发布强制执行令。它是法院在确认具体行政行为合法、义务人不履行生效的具体行政行为所确认的义务或行政机关不履行强制执行生效具体行政行为的职责违法之后，作出的命令义务人履行义务或命令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判决。法院发布强制执行令行使的是而且仅是强制执行决定权，即决定启动强制执行程序的权力。

　　笔者认为，凡是由法院决定的强制执行都是申请强制执行诉讼的适用范围。具体下列条件：

　　（一）以行政强制方法为标准

　　1、由统一的立法普遍授予行政机关间接强制执行;2、直接强制执行以先行司法审查为原则，以法律特别授权行政机关为例外，至于如何确定法律特别授权的情形，进一步分为两类，即涉及重大公益、内容以及时实现的行政行为或者专业性、技术性较强的执行案件。

　　（二）以执行标的作为标准

　　对行为与金钱给付义务以及紧急情况下的人身强制执行，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非紧急的人身强制须先行司法审查。

　　（三）以行为种类作为标准

　　应当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的行政行为，原则上限于较重的行政处罚和较大的行政裁决两类。除几类较为特殊的行政案件(如行政收费)应当以诉讼的方式进行外，其他的行为均由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执行。

　　（四）综合标准

　　从主管机关看，主要的行政执行部门拥有自行强制执行权。如公安、审计、工商、税务、物价、城建规划、土地、环保等;从执行的对象和内容看，执行任务重，具有一定普遍性，应由行政机关执行，从执行方式上看，间接的强制执行的方法可以普遍授予少数机关执行，而直接强制执行的方法授予少数主要行政机关，如工商、物价等部门。

　　申请强制执行诉讼：另外一种类型是权利人提起的行政强制执行诉讼。根据司法解释，权利人仅限于法律授权的行政裁决行为中，这里有两个限制缩小了权利人的范围，不包括法规授权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解释者之所以要作这种限制，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基于控制行政裁决权滥用的考虑，因为在非诉讼行政强制执行制度中，法院是应权利人的申请而执行，不进行严格调查，限制行政机关的裁决权于“法律”授权范围内可起到控制行政裁决权的滥用，保护相对人权利的作用;另一方面，限制权利人的申请于裁决行为中，也是因为非诉讼行政执行中，法院是应权利人的申请而直接对义务人执行，置行政机关不闻不问，有侵犯行政权之嫌，所以，限制法院受理的范围以尊重行政权。但是对非诉执行进行诉讼化重构之后，行政权与司法权不再混同，为了充分保护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应放开这一制度，因此，法规授权的裁决行为和其他具体行政行为确定的权利人都应该可以提起申请行政强制执行之诉。另外，有的学者认为，在具体行政行为涉及公共利益而没有特权利人时，公诉机关也可以申请行政强制执行。

　　三、设立申请行政强制执行诉讼程序的意义

　　（一）授予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权，提高行政效率

　　行政行为的强制执行力属于行政效力范畴，源于行政行为的公定力。然而，行政强制执行，特别是直接强制执行，直接作用于行政相对人的人身和财产，不能不考虑人权保障问题。但总的看来并没有将强制执行权从行政权中剥离，而只是强调不同的法律规范，以加强司法审查，兼顾效率与公平。所以，应将强制执行审查决定权和强制执行实施权在法院和行政机关之间进行分配。法院只负责对行政决定合法性的审查，具体执行由行政机关完全负责。这样，在保持司法执行的灵魂——法院审查的同时，将执行实施职能分离出来，更有利于法院集中精力进行审查，同时也有利于行政效率的提高。

　　（二）肯定法院对行政强制执行的司法审查权，以保障公平

　　正如上述所言，行政机关应有强制执行权，但是“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的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为止。从事物的性质来看，就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用权力约束权力”。因此，对行政强制执行权进行司法控制是非常必要的。但一般来说，司法救济只能是一种事后的救济，相对人不具有在行政行为过程中对抗行政行为效力的强力，法院也没有主动干预行政之职权。

　　考虑到行政机关和当事人在行政法律关系中地位的不平等性，特别是将行政强制执行权赋予行政机关后，相对人权益更有侵害之虞，因此应该设置必要的程序对相对人加以保护。司法权的界入可以平衡行政机关和相对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行政强制执行中，对某些相对人的利益产生重大影响或强制执行将产生难的弥补的损失时，应设置法院的事后救济地位，将司法审查程序前置，依据行政诉讼原理，虽然对行政强制执行行为可以通过提起行政诉讼进行救济，但是防患于未然的机制来阻却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执行力，更有利于保护相对人的保护。申请强制执行诉讼就是前置的行政强制执行审查程序，它虽不适用所有的行政强制执行，但是对一些相对人权产生重大影响的强制执行，以及行政机关怠于行使的强制执行，由法院行使强制执行的决定权。这样的设计，可以有效制约行政权。

　　1、法院在决定采取执行措施时，只考虑依法是否应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而不考虑参加实施这些措施对自己会有什么影响，不考虑其他无关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