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新颁行的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实物证据的鉴真制度。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尽管确立了“保管链条的证明”方法，但强调通过对各种“笔录类证据”的形式审查，来验证实物证据在来源、收集、提取、制作、保管等各个环节上的可靠性。刑事证据规定还针时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分别确立了鉴真规则。鉴真制度要得到有效的实施，需要司法改革的决策者在刑事审判方式改革、侦诉关系改革、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有效实施排除规则等方面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一、引言

在证据法学理论中，证据从其表现形式上看，有实物证据与言词证据之分。实物证据是指那些以物品、痕迹、书面文件、录音、录像等为物质载体的证据形式。通常所说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等，都属于实物证据。相对于言词证据而言，实物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力问题无论是在证据立法还是司法实践中都受到了不应有的忽略。在证据能力环节上，实物证据的调查取证所要遵循的往往是一些技术性很强的手续，而难以牵涉重大的权利保障问题，即便侦查人员存在违法取证行为，也一般不会影响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因此，在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上始终存在着较大的争议。[1]而在证明力环节上，司法实务界通常强调对实物证据的当庭辨认、出示或者播放，以此来审查其真实性和相关性；遇有需要运用专门科学手段的场合，司法人员最多会聘请专家充当司法鉴定人，来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发表鉴别意见，以弥补自己专业知识和判断力的不足。可以说，在实物证据的审查和采纳方面，由于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确的限制性规范，司法人员往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然而，随着2010年两个“证据规定”的颁布实施，[2]这种局面终于发生了变化。由两高三部通过的《死刑案件证据规定》，确立了大量涉及实物证据审查判断问题的证据规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是该司法解释在物证、书证的来源方面所确立的排除性规则：“经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的物证、书证，未附有勘验、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扣押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按照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军的评价，“这个规定实质上是物证、书证证据资格的排除规定，不能排除来源非法就不应当采信。这是一个明显的进步。”[3]与此同时，在物证、书证的收集调取程序方面，该司法解释做出了近乎繁琐的技术性规定，强调对物证、书证的勘验、检查、搜查提取、扣押，应当附有相关笔录和清单；强调侦查人员、物品持有人、见证人在笔录或清单上签名；强调对物品的特征、数量、质量、名称等加以注明……为规范侦查人员的搜集提取行为，司法解释要求法院“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及收集过程有疑问，不能做出合理解释的，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4]

司法解释对物证、书证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做出如此具体详尽的规定，并为此确立两项排除性规则，这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发展动向。不仅如此，《死刑案件证据规定》对视听资料和电子证据的来源和收集提取过程也提出一系列相似的程序要求。例如，视听资料、电子证据要载明制作人、持有人的身份以及制作的时间、地点、条件和方法；法院要审查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内容和制作过程是否真实，有无经过剪辑、增加、删改等伪造、变造情形……对于视听资料经过审查难以确定真伪，或者制作和取得的时间、地点、方式等有异议等，法院不得将其作为定案的根据。[5]

这种就实物证据的来源和提取过程所提出的要求，其实是一种旨在鉴别证据之真实性的审查方法。在证据法学上，这种方法就是“鉴真”方法。[6]过去，无论是刑事诉讼法还是司法解释，都比较强调实物证据的鉴定问题，也就是通过专业人员的知识技能和专业设备，对案件中的专门科学技术问题做出鉴别意见，以便揭示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相关性。例如，通过对血迹、毛发、体液、皮屑的DNA鉴定，证明现场所提取的物证为某被告人所遗留，进而证明被告人到过现场；通过对某一书面材料内容的鉴定，揭示该材料内容与案件事实的相关性；通过对某一录音资料的技术鉴定，来证明录音为某被告人所留……但是，在被用作鉴定检材的实物证据本身来源不明、提取经过没有记载、保管不善的情况下，这种针对实物证据所作的司法鉴定其实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来源不明、提取过程不清楚或者保管不完善的物证、书证，如果连其是否真实存在过以及究竟存在于何处等，都无法得到清晰的说明，就更无法对其本身所包含的事实信息加以鉴别了。因此，在针对实物证据的司法鉴定程序启动之前，提交实物证据的一方至少需要证明该证据是来源可靠、提取合法和保管完善的，也就是该证据确实属于提交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接下来进行的鉴定才是富有意义的。很显然，为揭示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司法人员通常会先后借助于“鉴真”和“鉴定”方法来做出鉴别，“鉴真”方法可以为“鉴定”提供基本的前提条件，那就是检材来源的可靠性、检材提取的规范性以及检材保管的完善性。由此，鉴真与鉴定成为对实物证据的证明力加以鉴别的两种独立方法。

司法解释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所确立的诸多规则，显示出刑事证据规则的发展已经走到了证据理论研究的前面。迄今为止，法学界对“鉴真”问题的研究还停留在翻译、介绍英美相关证据规则的水平上。而对于“鉴真”所涉及的各种证据理论问题，还鲜有研究者展开深人的探讨。而在中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因为侦查人员缺乏证据鉴真意识所发生的误用实物证据的问题，已经在不少刑事案件中纷纷出现。在那些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中，这一问题变得尤为突出和严重。[7]面对司法实践中普遍出现的问题，法学界有责任做出必要的理论回应，将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

有鉴于此，本文拟对实物证据的鉴真问题做出初步的讨论。笔者将以中国新颁布的司法解释为范例，讨论鉴真的性质和基本方法，分析鉴真的基本诉讼功能，然后对司法解释就各种实物证据所确立的鉴真规则做出分析，对其在适用上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一些反思性评论。

二、鉴真的性质

中国新近颁行的两部刑事证据规定，确立了诸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口供自愿法则、意见证据规则、量刑证据规则等一系列证据规则。这显然受到了英美证据法的影响。[8]而鉴真制度的确立，则更是借鉴英美证据法的结果。

英国刑事证据法要求提出证据的一方对实物证据的来源做出证明。尤其是在对某一物证的真实性存在疑问的情况下，法官通常会调查该物证的来源以及提取物证的整个过程。这被视为确保物证真实性的程序要求。[9]而在美国证据法中，任何一项在法庭上提出的证据都应被推定为不真实的。这被视为一项十分重要的证据法则。据此，控辩双方一旦向法庭提出某一实物证据，都要承担证明该证据“确属他所声称的那份证据”的责任。一般情况下，法庭不能将证明责任转移给挑战实物证据真实性的一方。[10]

美国证据法将广义的实物证据分为物证（real evidence）、示意证据（demonstrative evidence）、书证（writing）、录制证据（recording）等多种，并分别确立了具体的鉴真规则。在美国证据法中，鉴真属于实物证据具备可采性的基本条件之一，未经鉴真的实物证据是不具有可采性的，法官可以将其排除于法庭之外。例如，对于一份物证（如手枪），鉴真意味着证明该手枪实际为被告人使用过的那把手枪；对于一份合同，鉴真是指证明它就是原告和被告共同签署过的那份合同；对于一份录音带，鉴真就是要证明该录音带确实录下了有关被告人试图贿赂某一官员的谈话过程；对于一份示意证据（绘图、照片、表格、清单等），鉴真则意味着要证明该证据准确地表述或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方位或者有关现场的情况……[11]

而根据中国的两个刑事证据规定，对于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来源以及收集、提取、保管过程，都需妥提出证据的一方加以证明；对于那些可能存在伪造、变造的实物证据，也需要通过专门的证明程序加以排除。而在这种对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和同一性加以证明的过程中，勘验笔录、检查笔录、搜查笔录、提取笔录和扣押清单起到了佐证和验证的作用。由此，鉴真其实成为实物证据具备证据能力的前提条件。

与美国证据法一样，中国刑事证据法也将鉴真设计成一种鉴别实物证据真实性的重要方法。按照实物证据的种类分布，鉴真可以被细分为物证、书证的鉴真，视听资料的鉴真，电子证据的鉴真。那么，究竟如何为“鉴真”做出一种准确而全面的定义呢？

根据所要鉴别的实物证据的不同，鉴真其实有两个相对独立的含义：一是证明法庭上出示、宣读、播放的某一实物证据，与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实物证据”是一致的；二是证明法庭上所出示、宣读、播放的实物证据的内容，如实记录了实物证据的本来面目，反映了实物证据的真实情况。从消极的角度来说，前者旨在证明法庭上出现的实物证据，作为一种物质载体，没有被伪造或者变造，与举证方所诉称的实物证据是同一份；后者所要证明的则是实物证据所记载的文字、图表、声音、画像，没有发生失真的情况，真实记录了某一物体、场所、谈话、活动的情况。

前一种鉴真的定义对于物证和书证的鉴真是较为贴切的。物证是以形状、颜色、数量、重量等物理属性发挥证明作用的物品或痕迹，书证则是以其所记录的内容来发挥证明作用的证据材料。无论是物证还是书证，一般都是在案件事实发生之前或者之中所形成的实物证据，侦查人员最多只是发现并收集它们，但不能“制作”或者“制造”它们。正因为如此，对物证、书证记载的事实信息，一般不需要通过鉴真方法来加以验证，而往往要依赖司法鉴定技术的运用。例如，一把刀、一枚指纹、一滴血迹、一个脚印或者一种射击残留的痕迹，究竟包含了怎样的证据信息，这不是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要由专业人员通过司法鉴定技术才能揭示的。对于物证、书证而言，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法庭上出现的物证、书证就是举证方所声称的那份证据，该物证、书证不仅来源是可靠的，也得到了规范化的收集提取、妥当的保管，并与最终提交法庭的证据具有同一性，其真实性不容置疑。

很明显，对物证、书证的鉴真带有“对证据载体的真实性加以鉴别”的性质。也就是说，只要物证、书证的来源是真实可靠的，提取和收集过程是规范的，证据保管是完善的，并且在法庭上出示的是提出证据的一方所声称的“那一份证据”，那么，对这类证据的鉴真过程即告完成。这种对鉴真所作的第一种定义，所强调的是物证、书证在从提取到出示到法庭的整个过程中，必须保证其真实性和同一性，以避免物证、书证出现失真的情况。这是因为，控辩双方只要对某一物证、书证的真实性提出了合理的疑问，或者对法庭上出现的证据与原来提取的证据的同一性产生了怀疑，那么，该证据的证明力也就难以令人信服了。

至于后一种鉴真的定义，则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都可以适用。无论是录音、录像等视听资料，还是包括电子邮件、网络博客、手机短信等在内的电子证据，作为一种证据载体本身，它们的真实性固然是需要证明的，这一点与物证、书证的鉴真没有实质性的差异。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实物证据所记录的内容，包括声音、图表、照片、图像等，究竟是否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出现的谈话、活动、场景，这是需要加以认真鉴别的。对这些实物证据的内容与相关谈话、活动、场景的同一性的鉴别，就属于鉴真制度所要解决的问题了。

假如我们将物证、书证的鉴真视为一种“对证据载体真实性的鉴别”的话，那么，对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鉴真就属于一种“对证据内容真实性的鉴别”。在对后两种实物证据的鉴真过程中，证据的来源、提取、保管、出示等立体化的程序环节，主要被用来证明该证据所记载的内容是真实无误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高科技手段所记录的声音、谈话、活动、图像等，真实反映了案件事实发生时的情况，而没有发生错误记载、遗漏记录或者任意增加的问题。如果说物证、书证属于办案人员“收集”或“提取”的实物证据的话，那么，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则属于办案人员“制造”或者“制作”出来的实物证据。为避免视听资料、电子证据出现伪造、变造，提出证据的一方需要对这些证据所记载的内容进行真实性验证。这就需要那些视听资料、电子证据的持有人、提取人、见证人出具证明材料，以便证明这些证据的内容不存在错误记载。

三、比较法视野下的鉴真方法

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对鉴真制度的确立，属于借鉴美国证据法的结果。在鉴真的具体方法上，中国刑事证据规定并没有建立证人当庭辩认的规则，也没有要求那些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实物证据的人出庭作证，而只是借鉴了一种形式化的证明实物证据“保管链条”方法，要求运用勘验笔录、检查笔录、证据提取笔录、搜查笔录、扣押清单等“笔录类证据材料”，从实物证据的来源、提取、收集、保管等各个环节来证明该证据的真实性。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拟通过对中美鉴真制度的比较分析，来总结鉴真的主要方法，并对这两种鉴真制度的异同做出评价。

（一）美国证据法中的鉴真方法

在物证的鉴真问题上，美国证据法确立了两种方法：一是“独特性的确认”（ready identification或unique identification），二是“保管链条的证明”（chain of custody）。前一种方法主要适用于对特定物的鉴真，也就是某一物证具有独一无二的特征，或者具有某些特殊的造型或标记，证人当庭陈述当初看到物证具有哪些特征，并说明法庭上的该项物证与原来的物证具有相似的地方。由此，证人通过当庭提供证言，对该物证与原来所看到的物证的同一性做出确定的证明。[12]

作为另一种鉴真方法，“保管链条的证明”主要适用于物证为种类物的情形。也就是说，某一物证并不具有任何明显的特征，即便组织证人当庭辩认，也无法说清楚它具有特殊的造型、标记或其他特征。在此情况下，“独特性的确认”就变得无法适用了，取而代之的鉴真方法就只能是对该物证从提取到当庭出示的完整过程的展示。所谓“保管链条的证明”，其实是指从该物证被提取之后直到法庭出示它的整个期间，所有持有、接触、处置、保管过该项物证的人，都要就其真实性和同一性提供令人信服的证言，以便证明该项证据在此期间得到了妥善的保管，其真实性不容置疑。[13]

“保管链条的证明”对于证明某一物证自始至终没有发生状态的改变，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容易被伪造、变造的物证，唯有经过每一保管链条的证明，才能使人相信这些在物品被发现时就具有的状态，在其接受检验、鉴定直至当庭出示时，都是一致存在的，而没有发生实质的变化。否则，在有关物证的持有、检验、鉴定、出示或者其他处置环节出现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将被视为“保管链条的中断”。尽管这种中断并不必然导致物证可采性的丧失，但这毕竟属于物证鉴真环节上的缺陷，控辩双方可据此对该证据的可采性提出合理的质疑。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商务部等部门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意见的通知

国办发〔2005〕48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
　　商务部、外交部、国资委《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的意见》已经国务院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国务院办公厅
二○○五年九月二十八日



关于加强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
安全保护工作的意见
商务部　外交部　国资委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迅速增多，地域分布日趋广泛。为维护我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国家利益，保障“走出去”战略顺利实施，促进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根据《国家涉外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国办函〔2005〕59号）等相关规定，现就做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提出以下意见：
　　一、树立全面的安全观和发展观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坚持执政为民、以人为本的基本原则，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所面临安全形势的认识，认真指导有关企业、机构与人员认清在境外特别是在安全问题突出国家和地区开展经济活动面临的安全风险，建立健全工作协调、应急处置和内部防范等机制，正确处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树立发展是根本、安全是保障，发展是硬道理、安全是大前提的安全观和发展观；坚决摒弃片面或单纯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牢固树立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于一切的观念；加强风险防范意识，落实预防为主、防范处置并重的要求；及时果断处置突发事件，避免或最大程度地减少我公民生命财产损失，维护我国家利益。
　　二、加强安全教育和管理，强化安全意识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做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出境前后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按照“谁派出，谁负责”的原则，要求派出企业、机构负责对外派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应急培训，增强其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进一步严格驻外企业、机构与人员的管理，对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要制订驻外人员行为守则，就行动范围、人员交际及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方法和联系方式等予以规范和指导。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对所派出企业、机构的安全教育和管理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并做好监督检查。外交部、公安部、劳动保障部、铁道部、交通部、商务部、国资委、民航总局等部门在为出境人员提供相关服务时，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宣传和指导，方便其学习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
　　三、严格履行对外经济合作业务管理规定，切实把好安全关
　　对国内企业在境外开办企业、开展工程承包和劳务合作等业务，有关主管部门在审批核准时，应事先就当地安全形势征求驻外使领馆的意见；要从国别（地区）投资环境、投资导向政策、安全状况、双边关系、地区合理布局、相关国际义务、保障企业合法权益等方面进行认真审核，必要时，可实行安全一票否决。对在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业务活动的，应重点加强安全评估和企业权益保障。要求核准的企业应凭主管部门的批准证书或其他批复文件，及时到驻外使领馆登记报到，并保持经常联系。承担援外项目建设任务的企业，应根据援外管理规定，自觉接受驻外使领馆的领导。
　　四、完善信息收集和报送制度，建立安全风险预警机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建立和完善境外企业、机构与人员应对突发事件的预警机制。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等部门及驻外使领馆等驻外机构要加强对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有关政治经济形势、民族宗教矛盾、社会治安状况、恐怖主义活动等信息的收集工作，及时掌握境外各种可能危及我国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的情报信息。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及驻外使领馆要及时向境外中资企业、机构通报所在国家（地区）的安全形势，使其对自身安全状况有正确认识和评估。外交部、商务部等部门要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动态综合评估，对境外可能发生涉我突发事件的预警信息，报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汇总，并由其商有关部门或单位，按各自职责分工，适时以相应方式经授权发布，提醒我境外企业和人员采取适当预防和自我保护措施。
　　五、建立和完善内部安全防范与应急处置机制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指导和监督相关企业、机构建立组织机构，统一协调安全工作。在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开展经营活动，特别是承担重大援建项目和投资、承包工程、劳务等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建设任务的企业，要建立安全工作机构和应急处置机制，制订安全防范措施和应急预案，做到机制完善、职责明确、措施到位。境外中资企业和机构要在工作、生活区域配备必要的安全保卫设施，雇佣有防护能力的当地保安，必要时聘请武装军警，增强防护能力。
　　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商务部、国资委等部门根据需要组成境外安全巡查工作组，对在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经济合作项目尤其是重点项目建设进行安全检查和指导。
　　六、充分利用现有工作机制，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
　　充分利用境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和驻外使领馆牵头、其他驻外机构配合的我国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应急协调处理机制，进一步加强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财政部、交通部、商务部、卫生部、国资委、民航总局等部门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协作，重点对境外领事保护、境外企业和项目管理、应急资金支持、交通运输、医疗救护、保险保障等工作进行协调，合力推进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建立健全安全防范和应急处置工作机制，互通安全情报等，共同做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
　　七、进一步发挥驻外使领馆的作用
　　驻外使领馆要加大对外交涉力度，做好驻在国军队、内务、警察等部门的工作，争取其为我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提供更多帮助。要与境外中资企业、机构及援建、承包、劳务企业加强联系，保持信息畅通。在发生境外涉我突发事件时，除按照有关应急预案的规定做好事发现场先期处置等工作外，应积极协助我国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在遭受突发安全侵害后向所在国索赔，争取合理赔偿。对涉及我国境外企业、机构与人员的一般性安全事件，继续做好领事保护工作。
　　八、建立项目安全风险评估和安全成本核算制度，加强境外人员与机构的保险保障
　　各有关企业除了要做好对外经济合作项目的商业评估外，还要对项目所在国家和地区的安全状况进行风险评估，根据不同的安全风险，相应制订分类管理的安保措施，并把安全防护费用计入成本。要逐步推行符合国际惯例的合同条款，把安全保障条款纳入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项目协议或合同，把安全投入成本纳入承包项目预算。对于援外项目，由相关部门商承办企业对受援国安全环境进行风险评估和安全成本核算，并将有关费用纳入援外项目预算。
　　劳动保障部要继续研究做好与有关国家签订双边社会保险协定的工作，更好地维护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的社会保障权益。保险机构要开发、完善与境外人员和机构安全保护相关的险种。各派出企业必须为外派人员购买境外人身意外伤害、职业暴露等保险，提高境外人员和机构的抗风险能力。
　　九、妥善处理与所在国家（地区）居民及团体的利益关系，积极开展本地化经营
　　各有关企业开展对外经济合作业务时，要充分考虑所在国家（地区）居民和团体的利益，包括与被雇佣者的利益关系，避免引发商业纠纷，尤其要防止陷入当地利益冲突。要加强与所在国家（地区）政府有关部门、社会团体及其他相关方面的联系与沟通，广泛争取理解和支持，增进友谊，避免或减少矛盾，以便在突发危险时能得到及时保护和救助。要着眼于企业长远发展，在安全问题突出的国家和地区推进项目本地化经营，合理确定中方人员比例，通过采取本地分包等方式帮助扩大本地就业，尽可能降低我境外人员安全风险。
　　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把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纳入法制化轨道
　　有关部门要借鉴世界主要国家保护境外人员和机构的做法，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推动尽快出台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及劳务合作等方面的法规，并对现有的政策规定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增加安全保护条款。要认真研究对外经济合作项目涉及的合同文本、突发事件职责分工、善后处理、伤亡人员抚恤补偿标准、保险理赔等问题并作出明确规定。
　　十一、加强领导，落实责任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切实加强对境外中资企业、机构与人员安全保护工作的领导，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要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统一领导、分级负责、依法办事、处置果断的方针，加强宣传教育，明确职责分工，制订完善相应措施和工作机制，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安全保护工作得到充分落实。对于敷衍塞责、严重失职的地方、部门及单位，要依法追究有关领导和人员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