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职业法官思维的构成及特性
Try talking about the composition and characteristic of
professional judge's thinking

● 王军伟


内容提要：现代司法理念对职业法官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法官要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其工作成果要有极强的信服力，其办的每一件案件都要求做到公平、公正。这种职业特点要求法官要具有科学的思维方式。但何为法官的科学思维方式？本文作者根据自身的体会以及中国法官队伍的现状，通过对法官思维与法律思维及法律人思维三者含义的界定、法官思维的基本构成、法官思维的主要特性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的论述，以展现作者理想中职业法官思维的应然形态，并意图达到为培育现代法官职业思维方式提供某些参考的目的。文章分三部分：一、作者通过对当前我国学术界关于法律思维、法律职业者思维与法官思维有关论述的分析，对认为“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思维”以及“法律思维包含法官思维”的观点提出质疑和批判，并进一步提出了作者的观点：即认为应将法律思维理解为“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非特指“法律人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维是指作为法官这一特殊法律职业群体所具有的思维，它与法律思维之间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不能相互包含。通过这样对法律思维、法律人思维与法官思维三个定义的界定，为全文的论述作了铺垫。二、提出了“法官思维由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即法律思维）、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以及法官形象方面的思维构成”的观点，并对三构成分别进行了分析。三、将职业法官思维的特性进行了概括，认为职业法官的思维应具有周密性、确定性、敏捷性、独立性、专业性、程序性六个特性，并分别进行了论述。（正文字数：9200）
关键词：法律思维 法律人思维 法官思维

法官队伍职业化建设，就是让法官成为一个具有特殊而鲜明的专业特征的职业。该职业的一个特殊性表现，就是要求职业者具有较高的社会威望，其工作成果具有极强的信服力。严格而言，作为一名合格的法官，其所办的每一件案件均不能出差错，都必须给民众以一种“公平的”、“正义的”、“应该这样判决”的感觉。否则，法官的威信就很难建立，法院的公信力也就难以提高。然无法否认，法官亦是活生生的人，其所作的每一次裁判都是其思维活动直接作用的结果，或者说，法官的思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起着决定性作用。因而，要提高法官的威信，法官思维的科学性就显得非常之重要，对职业法官思维的研究也就非常之有意义。

一、法律思维、法律人思维与法官思维之区别：质疑“法律思维”的一种传统理解

“思维”一词,在英语中为thinking,它来源于拉丁语tongere，是指运用智能寻求问题答案或寻求达到目的的手段的人脑的活动 。
由于思维活动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高度抽象性，在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对“思维”这一概念有着不同角度的理解。甚至在同一领域，也常常存在着认识不统一的现象。例如对“法律思维”的认识，当前学术界的观点就很不统一。王泽鉴先生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人）“依循法律逻辑，以价值取向的思考、合理的论证，解释适用法律” 。何勤华教授认为法律思维包括两个涵义，一个是站在立法、司法、执法和守法的立场上来思考和评价周边存在的一切人和事；第二个是在说一件事、想一件事或做一件事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法律的要素，都会自觉不自觉的和法律相联系 。郑成良教授则认为，法律思维就是在公共决策和私人决策的过程中按照法律的逻辑来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或称思考的方式 。还有学者从思维的主体出发，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律理论、实践工作者，运用法学原理、法律原则和规范对法律事物、现象进行认知、思考、评价和阐述的过程中所呈现的一种特有思维方式” ；“法律思维方式是职业法律群体（法官、检察官、律师）根据法律的品性对人的思维走向进行规范、概括所形成的一种思维定势，是受法律意识和法律技术影响的一种认识社会现象的思维方法。” ；“法律思维是法律人的思维” 等等。
从上述一些观点中，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学者将“法律思维”与“法律人思维”等同起来，认为法律思维就是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或称法律人）的思维。笔者以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本文论述将涉及“法律思维”与“法官思维”两个术语，故需在此先作一翻界定。
任何被当作概念使用的术语，都是人们为方便思想的阐述而创造出来的语言表达工具，因而在使用一个概念术语时，自然应遵循便于表述、符合人类使用习惯的原则。正如著名法学家凯尔森所言：“我们对自己智力工作中想当作工具的那些术语，可以随意界定，唯一的问题是它们是否将符合我们打算达到的理论目的，一个在范围上大体和习惯用法相符合的法律概念，在其他情况相同时，比一个只能适用于很狭窄现象的概念显然要好些” 。将法律思维仅仅界定为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思维，至少有两方面缺陷：其一，与普通的社会民众对其字面上的理解不符。对于一个未接受过系统法学教育的人而言，似乎更容易将“法律思维”一词理解为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即有关“法律”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而很少会理解为特指法律人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其二，会造成概念资源的浪费。就方便表达的角度而言，“法律思维”与“法律人思维”两个术语不差上下，而用这两个术语去指称同一思想内容（即法律职业者的思维），不仅无实质性意义，而且会染上论述不统一之嫌。更何况当我们要对“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用一个简便的术语进行表达时，我们又将很难找到一个比“法律思维”更切当、更直观的字眼。因此，与其将两个概念术语用于表达同一内容造成概念资源的浪费，还不如解放出一个容易使人误解的概念，去表达一个更符合其直观意思的思想内容。即用“法律人思维”去表达法律职业者、法律理论工作者的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而将“法律思维”定义为“一切涉及法律知识领域的思维”(Thinking about the law)，这样不仅容易让人理解并接受，也更符合概念的效用。
从以上理解层面出发，笔者更倾向于将“法律思维”理解为一种运用法律的逻辑，按照法律规定的要求和价值取向来反映、认识、指导、评价事实、行为和现象的人脑抽象活动，他仅仅是指一种思考问题的思想活动过程（或方式），这种思想活动并非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群体（或称法律人）所专有，而是每一位普通民众都可以享用。例如某人在与他人签订合同时，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对合同条款进行仔细斟酌，思考哪些条款符合法律规定，哪些不符合法律规定、可能会导致法律上的无效，进而作出了筛选，这里他就运用了法律思维，我们不能因其非法律职业者而否认这一点。而法官、检察官、律师、法学者等法律职业者、法律理论工作者的思维可称之为“法律人思维”(Thinking of the legal job person)，法官思维(The judge's thinking)是指“法官”这一特殊法律职业群体（即法律人之一）的思维，是“法律人思维”中的一种，但与“法律思维”之间却无相互包含关系，而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外延交叉的概念。本文对于法官思维的论述正是基于这一前提而展开的，这与当前学术界某些认为法律思维是指法官、检察官、律师等法律职业者（法律人）的思维的观点并不一致。

二、法官思维的构成：法律思维、事实思维及职业形象思维

思维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有本能，是人与生俱来的。法官首先是一个人，所以普通人最基本的思维能力法官同样具备。出于篇幅及文章主题考虑，本文不对法官作为一名普通的社会个体所具有的思维进行论述，而将探讨的重心放在作为一名职业法官所应有的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上。这种更高层次的思维能力是对法官这一职业群体所独特要求，超越了其作为一个普通人所具有的本能思维能力。
在法治社会，法官是民众心目中正义的化身，是大量纠纷争端的终极裁决者。因此，围绕公正解决社会纠纷的一般程式来研究法官思维，是非常可行的思路。从依法裁判社会纠纷（或称断案）的一般规律来看，法官审判一件案件，至少涉及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和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而从公正断案的角度考虑，又必然涉及裁判者形象方面的思维，这三者实际上就成了法官思维最重要的构成 。
1、法官的法律思维
法官的法律思维（这里仅指本文前述所界定笔者所理解的“法律思维”），即法官之法律逻辑方面的思维，是指法官在处理案件过程中，通过逻辑推理，正确理解案件所涉及的法律问题和法律规定，切实领会有关法律规定的价值取向、精神实质和立法目的，并在此基础上正确适用法律，处理社会纠纷的能力。用文字表述的法律规定往往是抽象的，特别是有关法律原则、立法精神的规定。不同的人，对同一法律规定会有不同的理解，甚至在适用同一法律条文时，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可能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这是由于语言文字表达本身所固有的无法克服的缺陷，以及人脑的思维本身所具有的抽象性和复杂性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必然结果。法官是法律职业中最重要的活动主体,是法律得以运转的主要操纵者,在法律适用领域，法官对法律的理解应该具有最权威性。易言之，法官对法律规定的理解应为社会民众（至少是大多数人）所认可和信服，只有这样，法官才能成为最权威的裁判者。而对于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又必须依靠思维来完成，如何使法律规定从抽象化过渡到具体化，实现个案具体公正的处理，是法官法律思维要完成的任务。
笔者认为，法官在具体办案过程中的法律思维可分两部分：
（1）、对案件涉及之法律规定表层含义进行的思维。首先，法官在接到案件后，要初步明确案件可能涉及哪些法律问题，目前有关这些问题的法律规定（包括诉讼法）现状如何；其次，根据法律规定的内外在要求以及有关权利义务之规定，结合案件具体实际，分析本案已符合哪些法律要件，欠缺哪些法律要件，欠缺的要件对法律适用或依法处理的结果可能造成哪些影响；第三，由于思维本身是一个脑力运动的动态过程，因此，随着诉讼程序的进行、案件事实的不断明确化，法官的个案法律思维也必须要不断有所变化，要与诉讼进程、逐步查清的法律事实形成互动，同时，在诉讼进行过程中，法官还要时刻思考如何确保审判的程序公正，如何更好的贯彻诉讼程序方面的法律规定；最后，在适用法律时，法官还要通过法律思维找出解决有关法律条款相互矛盾的办法，解释适用此条、排弃彼条规定之充分理由，以及可用于准确表达案件事实及裁判结论的文字和语言。
（2）、除上述对法律规定表层含义进行思维外，法官还要具备更深层次的法律思维，即能通过思维从更深的层面去把握法律规定背后的法学原理、法律原则、立法目的以及涉及的本国法律文化等，特别是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尚无相关的法律作出规定的情况下，这一思维更显得重要。从某种程度讲，这一思维也更能体现出法官的价值，因为他要求法官要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功底。博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一书中例举过“海因斯诉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一案。 该案中，一个16岁小男孩在河岸一处铁路线上伸出的跳板准备跳水时，被铁路公司所有的电线杆上掉下的高压线电死并被击入河中。在孩子母亲所提出的损害赔偿诉讼中，双方提出了两种相互抵触的比喻。铁路方律师将事故发生时男孩的地位比为非法入侵私有土地者，因而主张该土地所有人对他不承担应有注意的责任。原告律师则争辩说，跳板以上或以下的空间是属于国家的，因而该男孩应被视为类似于公路上的行人。下级法院采纳了被告方提出的那种比喻并驳回了原告方的起诉。然而上级法院则接受了相反的观点，撤消了原判，撰写此判决理由的卡窦佐法官指出，双方各自的比喻类推从逻辑上讲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正义和理性要求被告承担赔偿的法律责任。这一案件中上级法院的法官就运用了比下级法院法官更深层次的法律思维。在法律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法官根据“正义”与“理性”这些深层次法律理念对案件作出了判决，无疑更令人信服。
2、法官的事实思维
法官事实思维，简单而言，是指法官在审查案件事实方面应具有的基本思维能力。法官断案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否则就不可能正确处理纠纷，其所作出的裁判结果也不可能有公正性与权威性可言。但是，法官所面临的案件事实都已经“成为过去”，不能再现。这一事实只有亲历者和目击者知晓。而亲历者和目击者作为一个有情感的人，由于受各种利害关系以及自身表达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往往不能如实地、客观地陈述已经发生了的事实，甚至出于某种利益考虑，会对这些事实进行违心陈述或故意歪曲。因此，法官如果缺乏缜密的事实思维能力，就容易被歪曲的事实所迷惑，进而作出错误的裁判。可见，事实思维对法官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法官事实思维要完成的任务是：运用基本的因果关系、辨证关系、逻辑推理等哲学方法，以及法官自身的社会经验，对诉讼中双方当事人提供的静态的、凌乱的、孤立的和不完整的证据，按照事物发展一般规律以及基本的逻辑推理规律进行综合裁剪，并根据内心确认为有效的证据,进行头脑思维加工,建构一个“合情合理”的、符合一定逻辑发展轨迹的动态的“电影画面”——法律真实，而且尽最大可能使这一构建出来的法律真实为社会公众所认可和接受。
对于过去发生的事实，任何人都能通过一定的思维活动，形成自己的一个判断，只是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事实的判断趋近客观真实的程度会存在差异。法官由于职业的特殊性，其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当然要比其他人要求更高。表现在：（1）、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应该是“最佳”的、最具权威的，能吸收或反驳其他一切人的判断。（2）、他人的判断可能是片面的、或只涉及了一些事实片段，而法官对事实的判断必须是全面的、能形成一个事实体系。例如在一起杀人案件中，有如下一些证据：死者a的尸体、一把沾有a血迹的匕首、犯罪嫌疑人b留下的指纹、目击者的证言。据此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判断，如有人会说a被杀了，有人会说a被人用刀杀了，也有人会说b杀人了，或着b杀了a了，等等。这些判断能反映事实的某个侧面或者一个片段，但对于法官而言，这还远远不够。法官首先要对上述证据材料之真伪及相互联系进行分析、确认，并以这些证据材料为根据，加之必要的假设和推理，形成如下完整的事实体系： b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在何种主观意识指引下，怎样杀害a，并导致a死亡的后果，同时，凭现有证据，合情合理地排除了a自杀或被b以外的人所杀或因其他意外事故死亡的一切可能。这些其实就是靠法官事实思维得到的成果。
当然，我们所处的社会是一个复杂多变的活动体，法官所要处理的社会纠纷带有普遍的复杂性，有些还可能涉及一些技术性问题。法官并非是万能的，有些技术性的问题需要由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协助解决（如技术鉴定），这不仅需要，而且是必要的，此不属本文论述范围。
3、法官对自身职业形象方面的思维
法律思维与事实思维对于法官办案固然重要，只有通过这两方面思维，法官才能做到查清事实、依法断案。但法官要树立权威，让自己作出的裁判为社会公众所信服，使公众认可法官在依法公正断案，还应具备对自身形象方面的基本思维。
“公正不仅要得到实现，而且还要以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让人看得见的方式很多，包括审判公开、程序公正等，而法官形象方面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恐怕还没有一个职业对于从业者的形象要求象法官职业这样高，因为从一定意义上说，法官就是正义的化身，法官个人的行为不检点或品质恶劣，都会使公众对其实现法律正义的能力产生合理的怀疑。态度冷漠粗暴、轻易表达容易引起他人误解的言语、在审判中对一方当事人表现亲密等，都会影响到公众对法官司法公正的内心感受。
某当事人曾向笔者指称某法官素质很差，当笔者问其何以见得时，其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这名法官曾处理过他起诉的一件案件，还没开庭审理，该法官就对他说这个案子他肯定要输。“还没对事实进行过调查，怎么就这么肯定自己会输呢”，他开始怀疑这名法官是不是与对方当事人有关系，想籍此威慑其撤诉。所以在接到法官的判决书后，他根本未仔细斟酌过判决的理由，就以裁判不公为由向上级法院提出了上诉。虽然二审法院的认定与一审法官原来的认定并无区别，事后他也得知该法官与对方并无任何关系，但在他心目中，已对这名法官留下了“素质很差”的印象。我们且不论这名法官的业务素质如何，其法律思维与对案件事实方面的思维是否合格，但至少从这一事例中可以看出，这名法官对自身形象方面的思维是有欠缺的，而恰恰是这一思维不到位，轻易讲了一句不该讲的话，影响了其在当事人心目中的形象，使自己的裁判不能很好地为当事人所接受。当法官在没作出裁判之前就已给了当事人一种不公正的印象时，如何能够使他们相信裁判的公正呢？所以时刻对自身行为是否有利于保持中立、公正形象进行思维，对法官而言同样至关重要。
法官对自身形象方面进行思维的内容可以非常之广，包括正确理解评价法官形象之标准，理性思考哪些言语、举止、仪表、社交会对法官形象产生影响等。就思维的目的而言，法官要通过对自身形象的思维，正确选择合适的言语、举止、仪表、社交，并通过这些看得见的途径，使自己表现出公正形象。具体而言，在言语举止方面：法官应通过思维，能判断何种言语对自身公正形象会产生影响，如何表达才能使当事人对自己的中立形象不产生合理怀疑，在特定场合对同样的意思应该如何去表达，如何避免自己的某些细微行为给当事人带来不公正的印象等；在仪表方面，法官应当能考虑到怎样的穿戴，保持何种气质、态度，才能使自己表现出平和、冷静、稳重、持中，使当事人对自己更加尊重和信任；在社交方面，法官应善于思考跟何种人交往不会影响法官形象，进出哪些场合不会损害自身法官形象等等。

三、法官思维的应有特性：培育法官思维的一些具体标准

对于法官思维构成的研究，仅仅是使我们在对法官思维进行分析时，将更具科学性和条理性，而对于培育法官思维的最终目的而言，更重要的是要提供法官思维所要达到的具体标准，实际上这一标准就是通过职业法官思维所应有的特性体现出来的。在重视法治的社会，民众对作为社会纠纷终极裁决者的法官往往寄予了很高的期望，法官被看作是维护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为了能明辩错综复杂的社会是非，匡扶社会正义，法官必须要有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过人的本领，而这些智慧和本领又必须通过思维来获得，因此，法官的思维应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特性。笔者认为，职业法官思维的特性至少应包含以下六个方面：
1、周密性。法官的任务是要解决社会中已经发生过了的纠纷（即 “已过去的事”）,社会中的纠纷形态各异，案情有殊，其复杂性往往是书本上、理论中难以找到的。法官要查清案件事实，并在浩瀚的、原则性很强的法律规定中寻找到解决纠纷的法律依据，离不开周密的思维。这一特性要求法官在思维过程中要做到全面、严密，不放过任何一个与案情有关的小细节，要穷尽案情发生的一切可能，梳理清所有证据、所有细节之间的矛盾和相互联系，并最终理清案件事实发展的来龙去脉，形成最接近客观真实的法律事实，使依此作出的裁判更具说服力。国外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案例：法院在一次审理某信号兵失职指控时，由于信号兵坚持说自己在事故发生期间一直挥舞着信号灯（在履行职责），且有证人证明了这一事实。最终法官认定该信号兵未失职，作出无罪判决。退庭后信号兵却承认，尽管自己当时确实一直挥舞着信号灯，但事实上信号灯并没有亮着！而对于这一重要事实，法官在庭审过程中却没有注意，也并未去查明，致使这名失职的信号兵逍遥法外。法官在这一案例中的思维就缺乏周密性，在他看来，只要挥舞着灯，灯就一定亮着，这在常人的思维中也许是很正常的，但对于法官而言，却不应忽略一个尽管可能很少发生的情况，即拿着一盏不亮的灯在挥舞，本案也恰恰是因法官忽略了这一细节，才导致裁判错误。
2、确定性。法官思维的确定性，是指法官在断案过程中，其思维要有追求确定性的倾向，这是实现法律的确定性这一司法功能要求的必然结果。法官拥有着平息纷争、生杀予夺的权力，必须小心翼翼地行使，不能草率而为。诉讼的性质是将社会纠纷尽量按照法律的普遍性和形式性的规则和程序使之转化为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来加以调整，而诉讼过程中法官的职责就是在较短的时间内公正地审结案件，使法律调整的动态利益关系及时明确化、公正化、稳定化，决不能在案件事实尚模糊不清、是非混淆的情况下，就草率作出裁判。法官的确定性思维要求法官的判断结论总是非此即彼、黑白分明，无可妥协，只能断然决定，即要么是a，要么非a，而不能是介于这两者之间。即便是调解，也必须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根据双方的意愿进行，并在形成确定的调解方案后，才能结案。否则，不仅不可能做到公正处理纠纷，还可能制造出大量的冤假错案，这对于法律的权威、法官的威信、法治社会的建设都将是非常危险的。可以说，未达到内心确定，法官的思维就不可能结束，案件就谈不上办结。
3、敏捷性。法官思维的敏捷性要求对任何时候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都要灵活、快速的作出思考和反应，这不仅是当前我国法院系统十分重视的审判效率的要求，更是法官职业特点和诉讼性质的需要。诉讼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从诉讼开始启动到最终终结（甚至延伸到终结之后），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出现新情况、新证据、新问题、新疑点，而这些又可能会对案件的最终处理结果带来影响，甚至起着决定性作用。而且有些情况一旦消失，就不会再次出现，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此，法官必须要具备敏捷的思维能力，要善于捕捉随时可能出现、又随时可能消失的各种对案件审理有影响的新情况、新证据、新问题、新疑点，以及与案情有关的每一个小细节，并及时利用这些细节重新审视、验证案情，使案件裁判出差错的可能性降到最低限度。
4、独立性。法官思维的独立性，是指法官的思维要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独立展开，不受任何他人的影响和干扰，包括独立于本法院的院长、庭长、其他法官、上级法院法官，以及其它机关、组织、媒体和个人的影响和干扰，不能人云亦云，要独立思考，并独立地对案件作出裁判。因为相对于亲自参与案件审理全过程的法官而言，其他任何人对案件经过的了解都是片面的，其依片面的了解对案件作出的论断也不可能做到客观、公正。法官如果不具备独立的思维能力，就容易被他人的言论所左右，无法保持中立，这样也就很难做到公正裁判。
5、专业性。司法活动是一种专业化程度极高的专门性活动，法官代表国家依法承担定纷止争、实现社会正义、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职责，必须掌握专门的法律知识和技能。因此，法官不是一种大众化职业，而是一种专业很强的职业，并不是人人都可以担任法官。这正是国外许多法治发达国家强调严格法官遴选程序的原因之所在，也是当前我国推行司法资格考试的一个重要因素。法官在思维活动中，要充分体现出这一特性。不管是复杂的社会问题，还是日常生活中鸡毛小事，法官都能通过专业性思维，用合适的、规范的、专业化的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将现实生活抽象为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用专业的眼光去看待，凭专业的理论去处理。
6、程序性。法官思维的程序性可以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诉讼是一个严格依法定程序进行的过程，法官的思维也要严格按照这一进程逐步推进，在不同的诉讼阶段，要表现出不同的思维侧重点。如在查明事实阶段，要侧重于事实方面的思维，不能为了适用法律而去查明事实；在事实查明后，为了依法作出裁判，又必须将思维侧重点放在法律思维上，思考如何正确适用法律。另一方面，法官思维要围绕追求程序上的真而展开，将追求如何在程序上表现出法官在依事实、依法律进行公正裁判作为思维的一大重任。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一个重要目标，正如前述，法官处理的案件事实都已成为过去，没有人能让这些已消失的事实原原本本地再现，法官只能根据事实发生时留下的痕迹（证据），经过科学思维，形成一个法律意义上的真实推断，并依法对此进行裁判。尽管这一严格依程序推断出来的真实仍可能与现实中的真相不相吻合，甚至相差甚远，但只有这种方法才能最大可能地接近现实真相，而公众看得见的，据以对法官是否依法查清了事实进行评价的，也仅仅是这一程序意义上的法律真实。拉德布鲁赫曾讲过：“如果将法律理解为社会生活的形式，那么作为‘形式的法律’的程序法，则是这种形式的形式，它如同桅杆顶尖，对船身最轻微的运动也会作出强烈的摆动。” 可见程序对司法活动的重要性。因此，严格依程序查清法律事实是法官在诉讼中的主要任务，也是唯一能完成的任务，法官思维所追求的事实真相也只能是程序意义上的真相。这就要求法官在办案过程中，要紧紧围绕如何在程序上表现出公正进行思维，即法官思维要体现出程序性。
以上是笔者对作为一名职业法官所应具备的一些思维特性进行的简单概括，笔者仅希望能通过本文的论述粗略展现笔者理想中法官思维应然的形态。当然，对于当前我国法官队伍现状而言，有些观点可能还停留在理想化层面，但对于已明确将“依法治国”作为长远的治国方略的国家来说，根据法治社会高标准来逐步培育法官职业思维，进而建立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法官队伍，这是可行的，也是必要的。
安徽省人大常委会


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一○○号）

《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已经2007年6月22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


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7年6月22日


安徽省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条例
（2007年6月22日安徽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障电力安全运行，规范供用电秩序，维护公共安全和公共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和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省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活动。
第三条 依法保护电力设施和电能。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危害电力设施安全或者非法侵占、使用电能。
保护电力设施和电能，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的原则。
第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的组织领导，将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范围，及时协调、解决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中的重大问题。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以下简称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规划、工商、质监、水利、林业、国土资源、安全监管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有关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协助做好本行政区域内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
第六条 电力企业和其他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依法履行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的义务，接受政府有关部门和社会的监督。

第二章 电力设施保护

第七条 电力设施的保护范围、保护区按照国务院《电力设施保护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确定。
第八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下列措施保护电力设施：
（一）在架空电力线路穿越城镇、厂矿、学校、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人口密集地段设立保护标志，并标明保护区的范围和保护规定；
（二）在架空电力线路跨越重要公路和航道等地段设立保护标志，并标明电力线路下穿越物体的限制高度；
（三）地下、水底电缆铺（敷）设后，应当设立永久性标志，并同时将电缆所在位置书面通知有关部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破坏和擅自移动电力设施保护标志。
第九条 电力企业和其他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应当按照国家技术标准，对所管理的电力设施进行维护、检修，落实技术防范措施，及时排除故障、消除危害，避免和减少损失。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碍或者故意延误电力企业对电力设施进行抢修。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电力设施的行为：
（一）移动、损坏发电厂、变电站的生产和安全设施、器材、标志；
（二）损坏、堵塞发电设施附属的输油、输水、供热、排灰、送汽等管道；
（三）损坏、封堵发电厂、变电站的专用铁路、公路、桥梁、码头；
（四）在发电厂冷却池、输水管道、沟渠的取水口100米水域范围内游泳、炸鱼；
（五）在距35千伏及以下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5米的区域和110千伏及以上电力线路杆塔、拉线周围10米的区域内取土、开挖、打桩、钻探或者倾倒酸、碱、盐及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六）截断、拆卸使用或者备用中的电力线路、变压器及其附属设施；
（七）擅自攀登电力杆塔或者在电力杆塔上架设通信线、广播线、电视接收线，安装广播喇叭；
（八）危害电力设施的其他行为。
第十一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实施下列行为：
（一）兴建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
（二）堆放垃圾、矿渣、易燃物、易爆物等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物品；
（三）种植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
（四）导致导线对地距离减少的填埋、铺垫；
（五）在发电设施附属的管道保护区内取土、开挖、打桩、钻探等，或者倾倒酸、碱、盐等可能危害管道的其他有害化学物品；
（六）垂钓、放风筝等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休闲娱乐活动。
第十二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需要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进行可能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作业时，应当经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安全措施后，方可进行作业。
在电力设施周围500米的区域内进行爆破作业的，应当依照国务院《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爆破作业所在地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公安机关批准后实施。
第十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实施下列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行为：
（一）非法侵占电力设施建设项目依法征收或者征用的土地；
（二）损坏、擅自涂改、移动、拔除电力设施建设的测量标桩和标记；
（三）破坏、封堵施工道路，截断施工水源或者电源。
第十四条 禁止非法出售、收购电力设施废旧器材。
出售电力设施废旧器材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出具单位证明或者出示本人身份证件。
收购电力设施废旧器材的企业应当查验出售人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登记出售人身份证号码以及所售物品的名称、数量和规格，并保存一年。发现有赃物嫌疑的，应当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第三章 电力设施与其他设施相互妨碍的处理

第十五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编制城乡电力设施建设、改造规划和计划，并报本级人民政府审批。已批准的城乡电力设施建设、改造规划和计划应当纳入城乡建设总体规划。

第十六条 在电力设施以及规划中预留的电力建设用地周围，建设可能影响电力设施安全的项目，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实施规划许可时，应当征求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十七条 新建、改建、扩建电力设施，应当与周围已建其他设施保持符合规定的安全距离。需要迁移其他设施或者要求其他设施所有人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的，电力企业应当与其他设施所有人协商，就迁移、防护措施和补偿等问题达成协议后方可施工，所需费用由电力企业承担。
铁路、公路、水利、电信、航运、城市道路、桥梁、涵洞、管线等设施后于电力设施建设（包括改建、扩建）的，不得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确需迁移电力设施或者采取必要保护措施的，建设单位应当与电力企业达成协议，所需费用由建设单位承担。
第十八条 新建架空电力线路不得跨越储存易燃、易爆物品仓库的区域；一般不得跨越房屋，如遇特殊情况需要跨越时，电力建设企业应采取安全措施，并与房屋所有人达成有关安全和补偿的协议。
被跨越的房屋不得再行增加高度。超越房屋的物体高度或者房屋周边延伸出的物体长度应当符合安全距离的要求。
第十九条 电力设施与农作物、树木、竹子互相妨碍时，按照下列规定处理：
（一）新建、改建或者扩建电力设施作业中，损害农作物或者树木、竹子的，电力建设企业应当与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达成协议，并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一次性补偿。砍伐树木需要办理采伐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
（二）新建架空电力线路建设项目需跨越林区的，电力建设企业应当依法办理采伐手续，按照国家有关电力设计规程砍伐出通道。对砍伐的树木，电力建设企业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给予树木所有人经济补偿，并与其签订不在通道内种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植物的协议。
（三）根据城市绿化的要求，必须在已建架空电力线路保护区内种植树木的，园林部门在征得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可种植低矮树种，并使树木生长高度和架空电力线路导线之间的距离符合安全要求。
第二十条 遇自然灾害或者重大突发性紧急情况严重危及电力设施安全时，电力企业或者其他电力设施所有人、管理人可以先行采取必要的应急措施，防止和减少电力事故危害,在24小时内告知有关利害关系人，并依法补办有关手续。

第四章 电能保护

第二十一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优化电能资源配置，防止电能资源浪费，协调供用电关系，维护安全有序的供用电秩序。
第二十二条 供电企业应当加大对电能保护的资金投入，采用先进的技术、科学的管理措施，降低电能损耗，优化供电方式，提高服务质量，引导用户安全、合理使用电能。
第二十三条 供电企业应当保障电能质量符合国家标准，在发电、供电系统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应当连续向用户供电，不得中断。因故需要停电的，供电企业应当按照下列要求事先通知用户或者进行公告：
（一）因供电设施计划检修需要停止供电时，应当提前7天通知用户或公告；
（二）因供电设施临时检修需要停止供电时，应当提前24小时公告并通知重要用户；
（三）因发电、供电系统发生故障需要停电、限电时，应当按照事先确定的限电序位进行停电或者限电。引起停电或限电的原因消除后，供电企业应当尽快恢复供电。
第二十四条 供电企业安装在用户处的电能计量装置，应当经法定或者经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检定合格并加封。供电企业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对其进行检查、校验或者更换。
用户发现电能计量装置失准、损坏、丢失或者发生其他故障的，应当及时告知供电企业，供电企业应当及时检查处理;因电能计量装置失准造成电费差错的，应当予以退、补。
因电能计量装置失准发生争议的，用户可以向法定计量检定机构申请仲裁检定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二十五条 禁止下列盗窃电能（以下简称窃电）行为：
（一）在供电设施或者其他用户的用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
(二)绕越电能计量装置用电；
(三)伪造、开启法定或者经授权的计量检定机构加封的电能计量装置封印用电；
(四)故意损坏电能计量装置用电；
(五)故意使电能计量装置失准或者失效用电；
(六) 故意不计量或者少计量用电的其他行为。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胁迫、指使、协助他人窃电或者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不得制造、销售窃电装置。
第二十六条 供电企业应当依法配备查电人员，对用电安全情况进行检查。
查电人员依法进行用电安全检查时，不得少于两人，并主动出示《用电检查证》，用户应当配合检查。
第二十七条 供电企业查电人员对用电安全检查中发现的窃电行为，有权制止和保护现场；对现场的窃电装置及相关事实，可以录像、拍照，并立即向供电企业报告，由供电企业及时提请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调查处理或者向公安机关报案。
第二十八条 供电企业可以依法对窃电用户中断供电。中断供电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事先通知；
（二）不影响社会公共利益，不危害社会公共安全；
（三）不影响其他用户正常用电。
窃电用户接到中断供电通知后，应当在通知限定时间内采取相应措施，防止发生重大损失和人身伤害。
窃电用户对供电企业中断供电有异议的，可以向所在地市、县（区）人民政府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法受理，并在3日内作出是否恢复供电的决定。
第二十九条 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供电企业应当在24小时内恢复供电：
（一）被中断供电的用户停止窃电行为，并已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的；
（二）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已作出恢复供电决定的。
因特殊原因不能在规定时间内恢复供电的，供电企业应当及时向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用户说明原因。
第三十条 窃电量按照下列方法确定：
（一）在供电企业的供电设施或者其他用户的用电设施上擅自接线用电的，所窃电量按照私接设备额定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实际窃电时间计算确定；
（二）以其他方式窃电的，所窃电量按照计费电能表标定电流值（对装有限流器的，按照限流器整定电流值）所指的容量（千伏安视同千瓦）乘以实际窃电时间计算确定。
窃电时间无法查明的，窃电日数以180日计算；对于用电时间不足180日的用户，其窃电日数按照实际用电日数计算。每日窃电时间：居民用户按照6小时计算，其他用户按照12小时计算。
第三十一条 窃电金额按照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核定的电价乘以窃电量计算。
执行分时电价的，窃电时间段无法查明时，居民用户按照平段的电价标准计算，其他用户按照高峰时段的电价标准计算。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实施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的监督。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执法队伍建设，提高行政执法人员素质。
第三十三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依法进行监督检查时，发现破坏电力设施或者窃电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并依法调查处理。
电力企业和用户应当接受依法实施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或者反映有关情况。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监督检查时，应当有两名以上人员参加，并主动出示省人民政府统一制发的行政执法证件。
第三十四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委托符合法定条件的组织，依法对违反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有关法律法规的行为进行监督检查，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十五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举报制度，公开举报电话号码、通信地址或者电子邮件信箱。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举报违反本条例的行为。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应当依法调查处理。经查证举报属实的，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奖励。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条第一项至第七项规定，危害电力设施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造成损失的，按照损失额的5%至10%处以罚款，罚款最高不得超过1万元。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规定，在电力设施保护区内修建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堆放物品、种植植物，危及电力设施安全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提请本级人民政府责令强制拆除、清除或者砍伐。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规定，危害电力设施建设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出售或者收购电力设施废旧器材的，由公安机关或者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据各自职责依法处理。
第四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第一款规定，有窃电行为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应交电费5倍以下的罚款；使用的窃电装置，予以没收。
违反第二十五条第二款规定，胁迫、指使、协助他人窃电，向他人传授窃电方法，或者制造、销售窃电装置的，由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第四十一条 供电企业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擅自中断供电或者未按时恢复供电的，由电力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给用户造成经济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二条 供电企业的职工在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工作中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勒索用户的，用户有权向电力行政主管部门投诉。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应当责令供电企业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四十三条 因窃电行为造成供用电设施损坏、停电事故或者导致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窃电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四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对窃电行为认定错误的，应当及时纠正，并向当事人赔礼道歉，为其恢复名誉；给当事人造成损害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四十五条 电力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的条件、程序实施批准行为的；
（二）对危害电力设施和窃电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三）从电力设施和电能保护监督管理工作中谋取非法利益的；
（四）对供电企业违反本条例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五）违反监督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7年12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