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情况及对策思考

□傅孙满

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一直是犯罪学领域的一个重点，如何有效治理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对社会稳定至关重要。本文是探寻对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进行治理的一次尝试。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动向变迁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20世纪50—60年代，青少年违法犯罪率约占全国刑事犯罪总数的20—30%。到80年代已突增到70%以上，至今仍居高不下。近年来，随着社会的急剧发展变化，青少年违法犯罪行为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表明我国青少年违法犯罪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青少年违法犯罪呈一般化趋向。一般化是指青少年违法犯罪者的家庭经济状况为小康及中产以上者有增加的趋势。作为计划生育条件下的独生子女犯罪，实际上是一种“一般化”现象。有些青少年的家庭经济条件非常优越，却由于思想认识上的偏向参与到违法犯罪活动中。山东省少管所王延海的调查显示，2000年，在该所关押的少年犯中，有249名未成年独生子女，占总数的24.61%。
（二）女性青少年涉案原因和领域增多。传统上，女性青少年违法犯罪的主要原因是两种：财产问题和感情问题。但现在多了一个新的问题：性乱问题以及暴力倾向和团伙犯罪增多。
（三）滥用毒品现象严重。一些青少年为了解脱身心压力或寻求精神刺激，吸食毒品，沉溺于感官刺激，并因吸毒引发贩毒、卖淫等其他违法犯罪活动。2000年的《中国禁毒》白皮书记载：“中国公安部门登记在册的吸毒人数，1991年为14.8万，1995年约52万，1999年为68.1万。吸毒人数中，吸食海洛因的占71.5%，年龄在35岁以下的占79.2%。”
（四）电脑犯罪迅速兴起。随着计算机机信息系统在各个领域的广泛应用和社会经济信息化进程的加快，针对和利用计算机信息系统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逐渐兴起，成为新的犯罪形式。基于计算机信息系统的专业技术要求，当前计算机领域违法犯罪的主体以受过现代教育的青少年占绝大多数。
二、青少年违法犯罪原因探究
人的违法犯罪总是在他不断融入社会的过程中所滋长出来的，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条件，就有什么样的违法犯罪形式。探究青少年违法犯罪，要从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去寻找原因。
（一）社会原因。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结构正在不断变化，这种变化给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的社会化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一是人、财、物的大量流动造成大范围的社会供求失衡。随着改革开放层次和程度的深入，大量青少年劳动力盲目无序的流动，造成了大范围的失业和失范现象，一些人因此陷入生计困境，也就容易滋长各种违法犯罪。中国青少年研究会发布的青少年犯罪调查报告认为，中国目前至少有约1000万闲散未成年人，在未成年犯中闲散未成年人比例高达61.2％。二是社会文化的污浊和媒介的误导造成青少年道德滑坡。青少年由于受不良影视和网络文化的影响，长期浸淫于这种不良文化氛围中，青少年就会过多摄入其中传递的错误信息，引起社会化的偏向，使他们的行为失去准则，从而导致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发生。三是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加重加快社会环境的恶化。社会控制体系的虚弱导致了社会自力约束和自发发展现象的蔓延，助长了青少年大胆涉足一些对他们不宜的领域，一些青少年因此迈向违法犯罪的深渊。
（二）学校原因。我国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在预防和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上负有最为重大的责任。而目前学校管理中存在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一是教育导向错误。最近几年虽然提出了素质教育的口号，但这是一种断层的教育概念，它和后面更高阶段的教育目标是不衔接的。在应试教育的模式没有真正改变的情况下，从教师、家长到学生，没有一方会接受所谓的素质教育。因此，在素质教育或整个教育理念中事实上存在着自我矛盾自我否定的东西，它必然异化了素质教育而使它形同虚设。二是教育方式不当。一些教师对学生缺乏爱心，不尊重学生的人格，甚至体罚或变相体罚学生，降低了教育的效果；有的对学生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善于教育引导，未能起到"传道授业解惑"的天职作用；更有一些教师师德不彰，不注重品行修养，陋习不避学生耳目，污染了学生的视听。在这种缺位教育的环境下，青少年未能得到良好的身心辅导，其生理、心理健康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一旦处于诱发环境中，极易酿成违法犯罪行为。三是学校管理乏力造成校园治安环境恶化。这在城市非重点学校和农村学校表现尤甚。目前许多城市和农村的情况是，重点学校和一些升学率较高的学校教学环境良好。而差的学校和农村学校则生源不足、资金缺乏，教师难以安心从教，整个学校管理松松垮垮、毫无生气。一些校外恶势力趁机渗入校园，发展、拉拢或胁迫敲诈学生，加剧校园的暴力活动和治安环境的复杂化，诱发青少年学生的偏差行为，把青少年学生进一步推向违法犯罪的泥坑。
（三）家庭原因。家庭是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重要场所，父母子女的天伦关系保证了父母通过教养子女来塑造其行为规范，引导其融入社会。而随着社会的日益工商化，传统的家庭结构、家庭观念和家教模式悄然发生了嬗变，产生了诸多的矛盾和冲突。一是家庭亲职教育弱化。一些家庭父母为了生计，双双奔波在外，无暇管教子女，难以发挥传统的居家照顾角色，父母作为负担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作用不断被削弱，出现家中子女自理生活、无人管教现象，学校（教师）——家庭（父母）——学生（子女）之间的交流减少，青少年陷入孤独的情形加剧，使得社会不良风气对青少年施加影响的机会和效果增强。二是父辈权威弱化。一些父母仍拘泥于传统管教方式，或者以过于溺爱或过于严厉的态度来管教子女，不仅不能发挥家庭亲职教育功能，而且使子女失去家庭归属感与温馨感，并间接增加其反社会行为。当今青少年的父辈权威认同感趋于淡薄，敢于反抗上级、师长及父母，他们增强了独立、自主意识，但也滋生了倔傲不羁、自我本位、自我放纵等不良品性，往往不自觉地走入歧途。三是家庭稳定性的弱化。今天的家庭不仅经历着结构性变迁，而且经受着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冲击，家庭生活已不再象传统社会那样简单纯朴，各种婚外情、离异单亲家庭、破碎家庭、犯罪家庭相伴而生。“问题家庭”的增多，不仅破坏了家庭稳定，而且造成家庭成员特别是青少年产生恐惧、焦虑和缺乏归属感，给家庭成员的学习、工作、生活留下了许多后遗症。
三、青少年违法犯罪的对策建议
解决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既要抓住重点，又要有发展眼光，才能建立适应青少年违法犯罪形势的、动态的控制体系。
（一）国家必须承担起责任主体的责任。作为公权力的代理人，国家是应对青少年违法犯罪负责的责任主体，因为它掌握了国家的所有资源，只有它有条件也应该为此负责。一要有明确可行的立法。首先要修改完善青少年立法，建立一个全面的青少年立法体系。其次要明确立法的主旨。从反对青少年违法犯罪的角度出发，青少年立法的基本理念应是对青少年进行保护，保障他们健康成长。因而，相对应的，应对青少年违法犯罪受理机构的设置、处理原则的确立以及保护措施的制定等方面进行论证探讨，以期建立较为科学合理的青少年违法犯罪控制体系。最后要讲究青少年立法的可操作性，使之成为一部确实能保护、保障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基本法。二要有强大严明的执法力量。建立强大严明的执法力量，是确保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组织保障。目前很多的执法部门对青少年涉足游戏厅、迪吧、夜总会等不宜场所该管的事不管，甚至参与包庇违法犯罪活动，导致社会环境恶化，违法犯罪大量滋长。因此，抓好执法队伍，推进规范化建设，培养一支强大严明的执法队伍，切实做到严格依法行政，才能有效消除各种不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不良事物。三要大力解决就业困难问题。就业的困难造成许多青少年处于无业游民的状态。因此，必须把我们的就业培训调整到与产业发展态势相适应，促进劳动力供需的平衡。另外，政府应当通过教育培训规划和产业发展规划来实现对就业的指导，促进两方面之间的快速磨合，解决供需矛盾问题。同时，要引导青少年在选择专业时考虑与就业相挂钩。特别是对数量巨大的因各种原因而过早辍学的青少年，要加强对符合劳动法条件、有劳动能力青少年的就业援助，把他们纳入下岗失业人员等弱势群体救助体系，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二）社会要营造文明向上的环境。一个不良的社会环境将诱导人们特别是善于模仿学习的青少年走上歧途。因此，作为营造社会环境的成年群体，要负责任地营造一个文明向上的环境，为青少年的健康成长提供保障。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一个规范有序的环境、有着完善的社会行为规范体系，对青少年的社会化至关重要。调查显示，一个突出的、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是青少年犯罪者大多存在着因缺乏行为规范的正确引导而导致社会化受阻、中断或偏向。因此，必须尽快确立一个顺应时代要求、可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共同认可的行为规范体系，以消除社会行为导向的不确定性。二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当前中国社会价值观念中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价值观的庸俗化。社会和经济的转型使一部份人的价值观转为唯利是图、明哲保身，个人主义代替了集体主义。其结果是，社会出现一种尔虞我诈、你争我夺的窘境，公德成了一个遥远的名词。青少年正日益成为这种社会价值观的牺牲品，他制约了青少年的正常社会化。因此，社会要建立有效自我约束的公德机制，在保障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免受不良社会环境侵害方面发挥良性自我纠正、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体系。要树立正确的社会价值观，有效批判极端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消极的价值观，树立积极向上的价值观，重塑社会公德，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三要形成良好的教育体系。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切实加强和改进学校教育，使教育真正成为泽被后世的好事。针对当前学校教育存在的问题，以下几个方面是需要加以重视的：（1）要明确教育理念。尽快着手解决与“素质教育”这一理念不相配套的教学体系，以使这一理念切实落到实处。（2）要增加学生的法律教育。把法律教育纳入教育规划，培养一批法制教师，开展系统的法律教学，以期培养青少年具备法律素质。（3）要重视培养青少年良好的人格品德和思想品德。要改进教育方法，更加关心青少年的心理、思想发育状况，及时给他们提供咨询服务和帮助，合理引导，保护他们的个性发展，逐渐形成良好的人格品德和思想品德。
（三）家庭要负起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责任。家庭是承担青少年初次社会化的天然的第一环节。确保家庭在青少年初次社会化中切实地发挥作用，是预防控制青少年违法犯罪的重要环节。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调查表明，那些感到与家庭、家人和学校关系密切的孩子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受暴力事件、自杀现象、性行为等不良现象的影响程度较小；如果父母在一天里的关键时刻比如早晨、放学后、晚餐和就寝前能够呆在家中，青少年的感觉就会好得多，安全感也就大得多；如果父母对学校抱有很大的期望，其子女遇到的情感问题比如自杀企图或沮丧忧郁就会少得多。这一调查结果，应当引起包括学校、家长在内的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家庭教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父母要多挤出时间来陪伴孩子，多与孩子进行交流，教育他们形成良好的生活、学习习惯，引导他们树立正确的认识方法，学会正确地对待社会事物，形成良好的辨别力和自我控制能力，为青少年以后独立自主的健康成长奠定基础。



从M-G-M V. Grokster案再谈ISP的法律责任

王 利

2003年4月25日，美国联邦区法院裁决驳回了M-G-M公司(METRO-GOLDWYN-MAYER STUDIO Inc.)对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音乐作品版权侵权诉讼请求，认为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并不存在侵犯版权行为①。而与此相反，2001年2月12日美联邦第九巡回法院终审裁决的Napster案，却作出了维持地方法院的原判结果，即要求Napster公司停止侵犯版权人合法权利的行为②。通过对比Napster案与M-G-M V. Grokster案，不难发现两案存在颇多相似之处，但两案中法院却做出了截然相反的裁判。相似案情事隔两年，判决结果反差却如此之大，由此ISP的法律责任问题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案情介绍
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是美国的两家提供软件下载服务的网络公司。其中Grokster公司自行开发了一种名为Grokster的软件，网络用户通过下载Grokster软件后，就可以利用其再下载Kazza软件，而Kazza软件采用了“伙伴到伙伴”技术（Peer-to-peer,简称P2P），该种技术又称为“同等文件传输技术”。使用含有P2P技术的软件的不同计算机可以互相共享各自拥有的信息。Grokster公司的网络用户在下载并安装Kazza软件后，相互间就可以充分地进行资源共享。这对于众多爱好MP3音乐文件的网络用户来说，这就意味着他们可以不必购买就可以从其他用户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MP3音乐文件，而其中显然有很多MP3音乐文件是未经合法授权的。因此，原告M-G-M公司向法院控告Grokster公司为网络用户的侵权行为提供了帮助，要求法院裁判Grokster公司侵犯版权，责令其关闭。Streamcast公司则与Grokster公司略有不同，其自主开发了一种名为Morpheus的软件，该软件本身就是采用了P2P技术（同等文件传输技术）。Streamcast公司的网络用户通过登录该公司的网站便可直接下载Morpheus软件，下载该软件的网络用户同样可以相互间进行资源共享，如：MP3音乐文件等。如同Grokster公司那样被控侵权，原告M-G-M公司向法院提出控告，要求法院裁判Streamcast公司侵犯版权，责令其关闭。
Napster案的基本情况：Napster公司开发了一个名为“MusicShare"的软件,该软件利用P2P技术为用户提供Mp3格式文件交换服务。任何人到Napster公司的网站上下载“MusicShare"软件并安装到自己的电脑上后，就可以在上网时登陆到Napster公司的网络系统上并可以免费注册为Napster公司的用户。所有Napster公司的用户之间利用“MusicShare"软件可以互相交流Mp3格式的文件，实现资源免费共享，即Napster公司的用户在任何时候上传和下载Mp3文件时都不需要向对方用户、Napster公司或者音乐作品的版权所有人支付对价。由于Napster网站为广大的音乐爱好者提供了极大地便利，因而引起众多唱片公司和音乐版权所有者的仇视和抗议。1999年12月6日，Napster公司被A&M唱片公司等18家唱片公司以辅助性侵权、代理性侵权以及不正当竞争为由提起诉讼。

二、案情分析
纵观Napster案与M-G-M V. Grokster案，可以发现，两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
首先，将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确定为被告的法律原因。
在两案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③,其职责是为用户提供接入各类网络（如：Internet网、局域网）服务，主要发挥传播中介和信息载体的作用。在以往发生的网络侵权案中，其直接侵权主体往往是大量的个人用户。而通常由于网络用户，留下的通讯地址、电子邮件地址，甚至姓名、单位，均属虚构，即使真实，也不一定就是侵权人，因为上网需要帐号，而帐号是可以互借共用的，并且他人也可能盗窃上网帐号从事非法的侵权活动④。可以说网络用户的匿名性和不确定性（通过电话的拨号上网者，其IP地址实际上是经常处于不确定的状态），导致了网上的实际版权侵权者通常很难被发现⑤。因为依据诉讼法理论，只有存在足够的侵权证据，才能够认定侵权者的法律责任。与网络用户相对应，网络公司这类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由于行业的特性，其IP地址是不可能随时变化的。于是，被侵权的版权人、版权管理组织纷纷将矛头指向了网络服务提供商（ISP），追究其为他人提供侵权便利的责任，因为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是通过为用户提供网络服务而获利者。某一网站的点击率越高、用户越多，其利润也就随之增加，两者成正比例关系。而且ISP预防侵害发生或扩大的能力以及将风险转嫁的可能性比权利人更强，在侵权行为发生时，ISP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因此，在这两起案件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被推上了被告席。
其次，正确区分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所处的角色，对于在网络侵权中认定法律责任是很重要的。
因为根据网络侵权法的相关规定和我国前几年已经发生的几起网上著作权侵权纠纷案看（例如1999年王蒙等六作家诉北京某网络公司案），作为网络服务商，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和网络内容提供商（ICP）的法律责任是不相同的。作为主要功能是为网络用户提供信息服务的网络内容提供商（ICP），其在网络侵权中承担的风险主要来自要为其本身计算机系统或者其他设施存储和传播的侵权材料承担法律责任。其行为往往是直接侵犯了版权人的合法权利（即信息网络传播权），因为其毕竟未经权利人同意而非法上传版权人享有版权的作品。而作为主要向用户提供链接接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商（ISP），其在网络侵权中的风险承担主要来自其为用户侵权行为提供物质帮助和便利的行为。因为其行为虽然不是直接侵犯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但其为侵权者的侵权行为提供了便利及物质帮助。在Napster案中，作为被告的Napster公司曾以“由于信息的海量，没有办法从不侵权的文件中分辨出侵权的文件”，作为抗辩理由来驳斥原告的诉讼请求。但法庭却认为被告Napster公司在主观上有了足够的了解程度，已经达到了辅助侵权的水平，从而认定Napster公司侵权成立。由此可见，并非网络内容提供商直接侵权行为才构成侵权的法律责任承担，网络服务提供商的间接辅助侵权同样也构成侵权。在上述两个案件中，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发挥的主要是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接入服务，并不向网络用户提供任何信息服务。
显然，在两案中，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
再次，明确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法律责任。
如上面所分析的，在两个案件中，被告各公司均属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显然，两个案件的实质问题都ISP的法律责任问题。对于网络服务提供商（ISP）的侵权责任，在理论界一直有着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既然网上的版权侵权行为往往都要借助ISP才能实现，所以在发生侵权行为时，ISP应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⑥。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由于网上信息流量太大，ISP无法时时刻刻过滤、检查信息的内容，况且即使去检查，也会因不具备必要的背景和专业知识，而导致侵权信息被疏漏进入网站。所以ISP一般不应对他人的版权侵权行为承担责任。这一派被称为“传输管道“论。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中明确规定，ISP如果只是作为被动的“传输管道”，即ISP在未主动传输、挑选编辑受指控侵权信息及机器暂存这些信息，未超过限定时间的情况下，ISP不因其系统传输或者机器自动复制、暂存在了使用者侵犯他人版权的信息而承担直接侵权责任、辅助侵权责任或者代理侵权责任。当然，ISP不承担法律责任，还是有其例外限制的。美国《千年数字版权法》不但对ISP提供了“传输管道”免责条款，而且还为其提供了“安全港”条款(safe harbor)。“安全港”条款指的是只要ISP遵循了预先确定的程序与规则，就可以以此条款作为抗辩的理由对抗权利人的侵权指控，证明自己对侵权行为没有过错，从而躲进法律为其构建的“安全港”，不必承担侵权责任。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通过的WIPO版权条约（简称WCT条约）的声明中提到：“关于条约的第8条，不言而喻，仅仅为促成或者进行传播提供实物设施不构成本条约或者《伯尔尼公约》意义下的传播”。意思为如果仅仅为网络上传输作品或录制的表演提供设备技术手段，不侵犯向公众传播的权利。但是超过这一范围的，就要承担责任。而且该条约所附的声明中，在解释版权人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时还指出，仅仅为传播提供物质设备的行为本身并不构成向公众传播。这同样也是为了限制ISP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目前对ISP的责任追究问题，主流意见是给予其在特定条件下的免责。
在上述两个案件中，虽然同为ISP（网络服务提供商），但是由于两个案件中，不同被告，即Napster公司、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运作经营模式不同，所以两者的最后结果也存在着极大的不同。在Napster案中，作为网络服务提供商的Napster公司尽管不是MP3音乐文件的提供者，但是它自始至终都处于一种参与终端用户相互交流MP3文件的地位（因为终端用户只有登录其网站并在线时，才能相互共享信息，只要Napster网站关闭后，网络终端用户便不可能在进行相互的文件共享了）。作为ISP，Napster公司一方面有义务、有责任监控其用户的使用行为，另一方面它同时也能够从为用户提供MusicShare软件中获取可观的利益。因此，依照美国侵权法的理论，Napster公司的行为完全符合代理侵权责任和协助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代理侵权责任主要产生于监管者与被监管者的关系中，尤其是在监管者有权也有能力监控被监管者的侵权行为时，而且其也能够从该行为中获得直接经济利益的情况下存在。而协助侵权责任，则不仅要证明被告明知侵权者的直接侵权行为，还要证明被告为侵权行为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显然，本案中，Napster公司与其用户是监管与被监管的关系，而且Napster公司也从其用户的扩大中获得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同时，作为监管者的Napster公司显然具备对其用户的使用行为进行审查和管理的能力，并且它还通过MusicShare软件和Collective Directory集体目录（一种用于网络用户交流Mp3文件的论坛性栏目）实际地帮助了用户相互交流Mp3文件，当然其中包括许多未经授权的享有版权的Mp3文件。因此，在Napster案中，被告Napster公司被法院以代理侵权和辅助性侵权为由，责令其关闭。
而在M-G-M V. Grokster案中，被告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却只是通过提供一种含有P2P技术的软件，使用户之间只要在下载了Kazza软件和Morpheus软件后，即使在相关网站关闭后，也可以相互之间随时地交流共享各自拥有的Mp3音乐文件。而Napster公司的用户只有在Napster网站开放时，才可以享有这一服务。相比较而言，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的行为符合知识产权法中的“主要商业用途”原则（A Staple of Commerce）。该原则规定，如果一项科技成果或商品主要应用于非侵权的用途，那么这一点就足以避免该科技或商品因可能的侵犯版权而招致的法律责任。在本案中，被告Grokster公司和Streamcast公司为用户提供相应软件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让网络用户相互之间交流各自已经经合法授权（如：购买获得）的MP3音乐文件，而且它们在提供相应的软件后，便推出了用户间相互交流、共享MP3音乐文件的过程，不再具备监督其用户行为的能力，因而美国联邦区法院也正是依此一点而做出了驳回原告M-G-M公司的诉求的判决。
通过以上的对比分析，不难看出，虽然同属于ISP，但是由于两个案件中不同被告所处地位的不同，所以法院也就做出了截然相反的法院判决。
三、案件引发的深层次思考
通过以上的案件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两案的实质问题集中在关于ISP的法律责任问题上，然而仔细透视两案，却发现其中还有着令人思考的深层次问题，就是关于网络环境中版权制度的权利（或利益）平衡问题。利益平衡一向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核心原则。人类创设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鼓励人们进行创造性的智力劳动，大力开发并向社会提供智力成果，丰富社会资源，因此，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明确赋予了智力成果的创造者在一定时间和一定限度内对其所创造的智力成果的垄断权。另一方面，为了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全面进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还规定了智力成果应该得到尽可能广泛的传播和使用，如：为此创设了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等制度，这也正是强调智力成果的社会共享性的需要。正如WTO的《知识产权协议》（Trips协议）中指出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应在于促进技术的革新、技术的转让和技术的传播，以有利于社会及经济福利的方式去促进技术知识的生产者与使用者互利，并促进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因此，知识产权制度设计中应该在考虑如何有效地保护权利人合法权利的同时，有效地兼顾社会的公众利益，即：有效地控制知识产权权利人对自己权利的滥用，此制度又称之为知识产权的权利限制制度。然而，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只是片面地考虑了如何平衡知识产权权利人和社会公众相互间的利益关系，却忽视了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或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而提供物质帮助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也就是说传统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制度所创设的知识产权权利限制制度是不完善的，因为它未能充分地考虑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尤其是在新兴的网络环境下，这种冲突仍然表现为智力成果的开发、传播和使用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其中尤为突出的表现是智力成果的开发者和信息网络传播者之间的利益冲突问题。
上述案例背后所反映的问题实质就是网络环境中如何平衡版权所有者和信息网络传播者之间的利益，而并非传统的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因为两案中的被告并非是版权权利的直接侵犯者——网络用户，它们才是真正的侵犯原告合法版权的元凶（利用被告公司提供的含P2P技术的软件，相互间交流共享未经权利人合法授权的MP3音乐文件）。不言而喻，这同时也是版权制度目标中矛盾着的两方面：一方面保护作者基于作品创作应享有的权利，旨在刺激他们进一步进行创作；⑦另一方面要保证版权作品被快捷、有效地传播，丰富社会的财富，从而方便大众接触到这些作品。因此，美国整个版权制度的设计历史过程中也始终围绕着如何平衡这两个目的所追求的两种利益来进行考虑。例如，美国《宪法》授权国会进行版权立法时要求，“通过保证作者和发明者对其作品和发明拥有一定时限的专有权，促进科学和艺术进步。”透视Napster案和M-G-M v. Grokster案中所折射出的问题，就是必须深入思考，在互联网时代，如何维持版权法的两大目的，即作者版权的专有性同满足社会大众的需求之间的平衡。而该问题在技术越来越发展的今天也越来越突出地表现在知识产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或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而提供物质帮助的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此问题也正是美国版权法当前所面临的重大难题之一。
这个问题在中国其实也是广泛存在，只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有相关案件诉诸于人民法院。目前我国很多IT业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有的IT公司从事的就是相关含有P2P技术软件的开发工作，因为下载这种软件的网络用户可以实现之间信息资源的共享，从而也带动了软件开发公司的研发。这其中就可能存在着很多国内网络用户利用软件公司开发的含有P2P技术的软件，进行“违法”活动（利用该软件相互间进行交流共享含有版权的作品）的现象。如何解决今后日益增加的版权权利人与向社会公众传播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或为社会公众获取权利人智力创造成果而提供物质帮助的人（如：ISP以及开发含有P2P技术软件的IT公司）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这是上述两案所引发的美国版权法发展取向的问题，同时，也确实值得我们深深思考我国相关立法的完善。

①参见 http://www.eff.org/IP/P2P/MGM_v_Grokster/，2003年5月20日检。
②翁鸣江 武 雷《Napster诉讼案及其对美国版权法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③在实务中，很多人常常混淆网络服务商与网络服务提供商两种角色，认为其是同一或等同的。然而，其实两者则是完全不同的，前者（网络服务商）从严格意义上讲，是一个广义上的概念，包括BBS系统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和网络内容提供商等，甚至还包括网络基础设备提供商和网络运营商等等。而后者（网络服务提供商）则仅仅是网络接入服务的提供者，它并非是网络中大量信息的提供者。因此，可以看出网罗服务提供商（ISP）实际上属于网络服务商下属的一类，即：网罗服务商包含网络服务提供商。
④张玉瑞著：《互联网上知识产权——诉讼与法律》，人民法院出版社，P186-187。
⑤薛虹著：《网络时代的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2000版，P223。
⑥翁鸣江 武 雷《Napster诉讼案及其对美国版权法的影响》，《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年第2期。
⑦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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