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人民政府


广东省人民政府令

第　７２　号　
　　《广东省海上民用船舶动员征用规定》已经２００２年４月１５日广东省人
民政府第九届８８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发布，自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省　　长　　
　　　　　二○○二年五月十三日



广东省海上民用船舶动员征用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做好我省海上民用船舶（以下简称民船）动员征用工作，提高
被动员征用民船的应急保障能力，满足战时和特殊情况下民船动员征用的需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国防交通条例》，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民船动员征用，必须遵守本规定。
　本规定所称的民船动员征用，是指战时或特殊情况下，统一组织、调用民船
及其设备和操作人员的活动。
　　第三条　省、市、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负责本地区民船动员征用工作，履行
下列职责：
　　（一）指导、组织民船调查、统计和预动员登记工作，建立预动员征用民船
档案和数据库；
　　（二）指导、检查本级民船动员征用准备工作的落实，协调研究解决有关问
题；
　　（三）负责民船动员征用的日常管理、专业勤务训练；
　　（四）负责制定民船动员征用的预案和实施计划；
　　（五）负责被动员征用民船的复员、补偿等工作。
　　第四条　海事、渔业、交通、财政、民政和国防经济动员等部门按照各自职
责，互相协作，共同做好民船动员征用工作。
　　各有关部门应与军事部门密切配合，确保民船动员征用任务的完成。
　　第五条　民船动员征用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分级负责、平战结合的原则。
　　第六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各级民船管理部门和民船所在单位应当加强对
预动员征用民船的日常管理。
　　拥有民船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履行民船动员征用的责任与义务，保证被动
员征用民船及其设备技术状况良好，并保证随同船员具有相应的技能。

第二章　预动员征用登记和训练
　　第七条　以下民船，必须进行预动员征用登记：
　　（一）适航于沿海以上航区的客船、高速客船（气垫船、水翼船）、客滚
（渡）船、杂货船、散货船、滚装船、多用途船、集装箱船、半潜船、成品油船、
散装（液体）化学品船、挖泥船、打桩船、起重船、泥（石）驳、方驳、拖轮、
１００千瓦以上的交通船、供水（油）船（驳）、测量船、修理船、潜水工作船、
消防船等船舶；
　　（二）５０总吨以上的海上机动渔船。
　　以上民船必须是已经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登记的船舶，其船员也必
须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渔业和其他管理机关颁发的适任证书或其他合法证
书。
　　第八条　对预动员征用民船发给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统一制作的《预动员征
用民船登记证》。
　　领有《预动员征用民船登记证》的船舶，每年进行一次审验。审验工作由海
事、交通、海洋与渔业部门结合船舶年审进行，或在年审运输许可证、船舶营运
证、捕捞许可证进行，并将审验结果及时通知国防交通主管机构。
　　第九条　预动员征用民船由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按照战备专业保障队伍的要
求、规模、制度，按船籍港属进行战备编队。
　　第十条　省、市、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根据预动员征用任务，会同有关
部门和单位制定本地区民船动员征用预案，报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审批，并报上
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备案。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将经批准的民船动员征用预案的有关内容，及时通知预
动员征用的民船单位或个人。
　　第十一条　持有《预动员征用民船登记证》的民船发生所有权转移、抵押、
光船租赁和注销事项的，应在１０日内向船舶登记机关办理有关登记手续。船舶
登记机关应将上述情况通报国防交通主管机构。
　　第十二条　对预动员征用民船进行重大改造的，必须报经当地国防交通主管
机构批准。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在接到报告之日起１０日内作出批准或者不予
批准的决定，并通知报告人。
　　第十三条　各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必须对预动员征用的船舶和船员组织专业
勤务训练，需进行军事知识训练的，按军事部门要求进行。
　　第十四条　领有《预动员征用民船登记证》船舶的船员及其管理指挥人员，
必须按规定时间参加相关的训练和演练。
　　第十五条　各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交通、渔业、军事部门，应当根据分工，
加强对民船训练的指导，解决训练中的困难和问题，定期考核，确保质量。

第三章　实　　施
　　第十六条　当国家发布总动员令、局部动员令或突发事件需要动员征用民船
时，省、市、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按照国家下达的民船动员征用任务，实施民船
动员征用。
　　第十七条　军队单位需要民船的，按战区规定的归口单位向战区国防交通主
管机构提出申请；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需要民船的，向当地国防交通主管机
构提出申请。
　　第十八条　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及时制定全省民船动员征用实施计划，
报省国防动员委员会和省人民政府批准。
　　民船动员征用需要使用港口、码头、装卸设备、仓库等设施，应列入民船动
员征用实施计划，有关单位必须给予保障。
　　第十九条　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及时将被批准的动员征用任务，向下级国防
交通主管机构和有关单位下达；下级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和有关单位，应当立即向
被动员征用民船下达动员征用通知，并督促做好船舶集结准备。
　　第二十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会同交通、渔业等主管部门确定集结水域、
时间、方法。被动员征用民船单位和个人，必须按指定的时间、水域和方法，组
织民船迅速隐蔽地进入集结水域。
　　第二十一条　被动员征用民船必须进行整备。整备可在集结前或集结后进行，
情况紧急时，也可边集结边整备或到指定水域整备。整备内容包括：检查船舶的
技术状况和相关设备的配套情况，补充燃料、淡水、物料和器材，配备加固捆绑
器材和救助设备，根据任务需要，配备武器。
　　第二十二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统一组织被动员征用民船的交接。被动员征
用民船移交使用单位后，有关管理使用、安全防护、后勤保障和船舶维修等，由
使用单位负责。

第四章　补偿和赔偿
　　第二十三条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应当与有关单位确定船舶复员归建时间，组
织交接和损失评估，落实赔偿补偿等事宜，做好动员征用民船的复员归建工作。
　　第二十四条　民船动员征用经费应当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分别列入省、市和
县财政年度预算计划及企业收支计划。
　　属于各级人民政府负担的经费，由省、市、县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按照国家和
战区军事部门的年度民船动员征用工作计划，会同交通、航运、海事、渔业、民
政等有关部门编制年度民船动员征用经费收支使用计划，报本级国防动员委员会、
人民政府审核后同意，随年度经费预算计划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
　　第二十五条　属于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负担的民船动员征用经费支出范围，必
须符合经批准的年度民船动员征用工作计划，主要用于以下项目：
　　（一）动员征用民船战备集结、编队、训练等项目补助；
　　（二）动员征用民船用于战备项目的技术改造补助；
　　（三）动员征用民船加装特殊专用设备的改造试验和技术储备经费的补助；
　　（四）动员征用民船使用港口、码头、仓库的适当补偿；
　　（五）动员征用民船的海上损失的合理赔偿；
　　（六）经各级国防交通主管部门审查，并报同级人民政府同意开支的民船动
员征用中的其他有关项目。
　　第二十六条　民船动员征用经费应当根据其性质、来源与支出渠道，按照资
金管理监督办法，接受各级财政审计部门的财务审计监督。各级审计部门在日常
审计中，遇有民船动员征用经费收支内容的，在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应当专项说明，
并抄报上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和国防交通主管机构。
　　第二十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动员征用的民船可以取得补偿：
　　（一）参加战备训练、演练的；
　　（二）战备集结待命的；
　　（三）处理突发事件和应急保障的；
　　（四）用于战备项目的民船技术改造的；
　　（五）其他用于民船动员征用的事项。
　　第二十八条　符合第二十七条规定的被动员征用的民船和人员可以获得下列
补偿费用：
　　（一）船舶油料费；
　　（二）人员误工费；
　　（三）人员基本生活费；
　　（四）其他相关费用。
　　第二十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被动员征用的船舶和设施可以取得赔偿：
　　（一）因训练、演练、集结造成船舶损坏的；
　　（二）在训练、演练期间遭遇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引起的损失的；
　　（三）其他经批准可以赔偿的。
　　第三十条　属部队调用的被动员征用民船，其补偿费和赔偿费由被征用者向
省或地级以上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出申请，经军队民船使用部门审核，由军队
支付；属武装警察部队、民兵组织等单位使用的，由被征用者向省或地级以上市
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出申请，报同级国防动员委员会和人民政府审定，列入民船
动员经费中支付。
　　第三十一条　补偿标准由省国防交通主管机构会同省财政部门研究制定，报
省人民政府批准后下发实施。
　　补偿时间由民船和使用单位协商确定，并在训练结束后３个月内结算完毕。
　　第三十二条　被动员征用民船的操作人员、指挥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因执
行作战、应急和军事战备训练任务负伤致残、牺牲、病故的，由民船动员征用单
位和省或地级以上市国防交通主管机构出具证明，经相应的民政部门审批，并按
有关规定给予抚恤优待。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规定，逃避或者抗拒民船动员征用的单位主管人员、直
接责任人、民船拥有者，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给予警告，可以并处被动员征用船
舶、设备价值２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单位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
人员，由国防交通主管机构提请其所在的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按照有关规定，
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一）未经主管部门批准，擅自动员征用民船的；
　　（二）未按规定的时限、地点和要求集结民船，或者不服从指挥，给军事行
动或其他应急保障造成严重损失的；
　　（三）故意破坏预动员征用民船致使其不能完成动员征用任务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２００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2010年7月1日，“两院三部”联合制定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若干规定》）正式施行。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采用刑讽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言词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还进一步对审查和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证明责任及讯问人员出庭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规范，[1]这在我国刑事诉讼改革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为更好的深入学习理解《若干规定》，在刑事诉讼中正确运用和掌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正确认识该规则与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关系，严防冤假错案的发生，笔者以浅学之见，谈点不成熟的看法，与同行们共同探讨。

　　一、探源：“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中西结合”

　　（一）理论基础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产生于美国民权运动，即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逢勃发展的民权运动摧生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2]在民权运动的政治形势推动下，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在1961年的马普中确立了对非法证 据予以排除的规则。因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之理论基础，源自于人权保障理论和正当程序理论。[3]

　　就人权保障理论言，美国审判的马普案正是顺应当时民权运动的形势，考虑了公众对政府权力的滥用极为不满，进而对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产生了怀疑，从而以判例法的方式确立人权保护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我国之所以要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旨在强化我国刑事诉讼活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的双重功能，以体现人权保护与尊重的宪法原则。如果允许或放任非法证据的存在，将直接冲击我国“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及“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的刑罚宗旨。

　　就正当程序言，司法的最高评判标准是公正。[4]公正乃公平与正义之总称，而公正又包括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并且实体公正要以程序公正作保障。正是基于程序的重要性，所以有专家学者形象的认为“司法程序是一条司法正义的生产线”。[5]只要这条生产线在任何环节出点问题，生产出来的司法产品就可能是次品或劣质品，就可能发生冤假错案。河南“赵作海案”， 认定赵作海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服刑11年后“被害人”奇迹般出现。这一冤案的发生就在于公安侦查中非法取证，检察机关运用非法证据提起公诉，法院将非法证据作为定案根据导致的恶果。[6]历史的教训引人深思。

　　（二）实践探索

　　美国1961年在马普诉俄亥俄州一案中所确立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所要排除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非法证据”，而是严格意义上的非法证据，即警察以侵犯公民宪法权利的手段所获得之证据。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能够作为排除规则救济对象的通常是以下四项宪法权利，即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关于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联邦宪法第五修正案关于不被强迫自证其罪的权利；联邦宪法第六修正案关于被告人获得律师帮助的权利；联邦宪法第 五和第十四修正案关于未经正当程序不得被剥夺自由、财产和生命的权利。[7]该规则产生之后，迅速由英美法系传入大陆法系国家，由西方传入东方，成为全球刑事诉讼文明之标志。

　　这一规则对我国影响深远，事实上已得到我国法律界的认同，且实际影响着我国的刑事司法活动。我国无论立法还是司法方面，都在探索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价值作用。我国1986年加入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其中第15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确保在任何诉讼程序中，不得援引任何业经确定系以酷刑取得的口供为证据”。尽管当时尚处于“严打”高潮之中，我国立法机关仍具有接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立法理念与立法倾向。1996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在第43条规定：“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1998年6月29日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一条即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属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1998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修订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二百六十五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被害人陈述、证人证言，不能作为指控犯罪的根据”。2004年9月6日高法、高检、公安部发布《关于严格依法履行职责，切实保障刑事案件办案质量》的通知中强调：“要严格依照规定收集、审查、认定证据，避免出现非法证据和瑕疵证据。以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式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绝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2009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与江苏省盐城市中级法院合作开展“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试点项目”研究，为“两院三部”《若干规定》提供了有益的实践（试点）参考，推动了《若干规定》的出台。这一系列的立法与司法探索，最终促进了我国刑事诉讼活动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

　　二、标准：我国刑事诉讼证据的理想定位

　　（一）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一标准已在该法的多个条文中明确规定。比如，第46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表明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的标准只能是“证据充分确实”，而不能轻信口供。第129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是关于公安机关办理的刑事案件侦查终结的证明要求。第14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已经查清，证据确实充分，依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作出起诉决定，按照审判管辖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这是对公诉机关提起公诉的刑事案件的证明要求。第162条第（一）项规定：“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这是对人民法院对审理刑事犯罪案件进行判决的证明要求。

　　需要注意的是，第46条没有强调事实清楚，只强调了“证据充分确实”，而之后三条在要求公、检、法三机关各自履行职责时要做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确实。依笔者理解，事实与证据乃同一性质的两个法律术语，按照《刑事诉讼法》第42条的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因此，所谓事实是否清楚，其实就是指证据是否确实充分。没有充分确实的证据予以证明，案件事实即很难达到清楚明确的程度。另外，“证据确实、充分”，其实包函了两个证明要求，一个是证据“质”的要求，这是证据最为核心的要求，因为如果证据达不到“确实”的程度，则表明证据存在质量问题，比如刑讯逼供所获得的证据，以欺骗等手段获取的证据，在“质”上很难有保障，因此，非法证据必须排除，就是因为该类证据不符合“质”的要求。另一个是证据“量”的要求，表明任何一个案件都应当有相应数量的证据形成证据链条，如果其一环节的证据出了问题，即可能动摇全案的证据体系。河南赵作海案，双方有矛盾（情敌）得到证实，打斗过程有证据印证，但“尸体”与死者高度不符、且未能查获作案工具，结果闹出了“死者”奇迹般复出的笑话，除其他因素外，证据链条断裂也是重要原因。在某些情况下，即使某一证据“质”特好，但由于缺乏其他证据印证而成为孤证，仍然无法证明案情。因此，质与量的统一，构成刑事证据的证明标准。[8]

　　（二）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明标准

　　非法证据的排除规则旨作在排除刑事诉讼中的非法证据。何谓“非法证据”？有观点认为，非法证据应从总体上界定为以下六个方面：①对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②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③非法证据所衍生之证据排除；④对采取侦查陷阱取得证据的排除；⑤对不合法主体收集或提供的证据排除；⑥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或社会公共重大利益的非法获取的证据效力（原则上肯定，但 对违法取证者应予相应制裁）。[9]《若干规定》实行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相结合的原则，即对非法言词证据实行绝对排除，其第二条明确规定：“经依法确认的非法言词证据，应当予以排除，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而对于实物证据（主要指物证书证），其第十四条规定：“物证、书证的取得明显违反法律规定，可能影响公正审判的，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否则，该物证、书证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很明显，物证书证实行相对排除原则，只要经过证据补强之后，可以作为定案的根据。

　　非法证据一经排除，即扫除了证据认定与适用的障碍，并进而达致刑事诉讼活动的证明标准。“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是刑事诉讼证明的根本要求，其具体的含义与要求，有观点认为应包括以下四个方面：①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与合法性；②案件事实均有必要的证据予以证明；③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的矛盾得到合理的排除；④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除了其他可能性。[10]上列观点实际已成中国法学界之通说，事实上四个方面无不与非法证据的排除相联系。设若一个案未能排除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不可能达到“据以定案的证据均已查证属实”，难以达到“案件事实均有必要证据予以证明”之程度，也很难使证据之间及证据与事实之间的矛盾能够得到“合理的排除”，更不可能实现“结论的唯一性”，自然难以“排除其他可能性”。所以，愚以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是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证明标准之保障性规则。如果形容刑事诉讼活动是一部电脑，那非法证据规则就如同始终升级的“杀毒软件”，对“电脑”一直起着防护与保障运转的作用。

　　（三）排除规则与“无罪推定”规则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实际上承认了无罪推定的合理性，表明疑罪状态只能从无，与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规定精神相契合。该公约第14条规定：“在判定对他（被告人）提出的任何刑事指控时，人人完全平等的有资格享受以下最低限度的保证”——迅速告知他被指控的性质和原因、给与他相当时间准备辩护及与他的律师联系、受审时间不被无限拖延、出庭自行辩护或由律师为其辩护、要求指定律师辩护、询问对他不利的证人并使对其有利的证人出庭、不能强迫做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者强迫承认犯罪等九项权利。因此，法学理论界认为无罪推定原则是贯穿刑事制度的一条“金钱”，是构成整个现代刑事诉讼制度之基石。

　　2000年5月23日至24日，在中国政法大学刑法研究中心和美国耶鲁大学法中心联合主办的中美证据法研讨会上，专门就无罪推定进行了学术研究。美方专家介绍，在美国，无罪推定有三种意义：一是举证责任分配上，被告人不承担举证责任；二是陪审团的事实审不能因为被告人被拘禁逮捕就得出有罪的结论；三是审判 应当公正，在定罪量刑前对被告人应按无罪之人对待。[11]中方专家对无罪推定在我国研究与适用提出了三层意思：一是只有法院依照法定程序判定某人有罪，此前均应推定为无罪；二是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责任由控诉一方承担，被告人没有自证其罪之义务；三是证明有罪之证据必须达到很高的程度：在美国是确信某人有罪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在中国则要求达到证据确实、充分。[12]这表明，在无罪推定问题上，中美双方观点相近，且与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精神比较吻合。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从精神实质上分析与无罪推定原则存在共性之处，均力求保障人权，均旨在通过刑事诉讼使有罪之人得以制裁，使无罪之人或者在证据不足情况下，免受刑事追究。都含有不能刑讯逼供、被告人不得自证有罪、举证责任应由控诉方承担等相关精神和内容。二者有所区别的地方仅为适用前提与时段不完全相同。排除规则只能在存在非法证据的前提下方有用武之地，而无罪推定只能在定案证据不足、案件事实存在合理怀疑的情况下方可适用；排除规则一般只能在法庭审判时适用，而无罪推定既可在审判前适用（如刑诉法第12条规定），也可以在审判时适用（如刑诉法第162条第（三）项规定）。但必须明确，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本身始终直接贯彻和体现无罪推定原则 ，在判除掉非法证据的情况下，一般可实现无罪推定的法律效果。

　　三、适用：刑事审判实务中须把握的几个问题

　　在笔者从事刑事审判近20年中，尽管以前我国尚未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刑事诉讼实践中涉及非法证据的情形却比较常见，尤其是被告人当庭辩称、以曾被刑讯逼供作为翻供理由的现象更为普遍。当然，在缺乏法律规范且无排除规则指引的情况下，法官对被告人的辩解往往简单从事，或要求被告人提供证据证明，一旦没有证据即作当庭驳回；或将问题转移给公诉人，只要公诉人表明该辩解不足取信，法官便给予当庭驳回；或在被告人要求警察出庭时警察不予理采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举证不能而否定其辩解理由。这些现象，尤其在“严打”之中相当突出，以致一些刑事案件由于采证失误导致错判。现在，既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又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出规则，这就从总体上构建起被告人合法权利与正当诉讼权益的保障体系，促进了人民法院刑事诉讼活动的规范化、正规化、科学化发展水平。但由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确立不久，法官群体还有一个适应过程，更兼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这就迫切需要广大法官认真学习领会排除规则的基本原理、原则适用方法、正确施行于个案之中，并不断进行探索和研究。就目前而言，我们在学习理解排除规则和坚持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过程，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几个问题。

　　（一）创新刑事辩护制度

　　按照《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所设计的刑事辩护制度，是实行被告人自行辩护与委托辩护人帮助辩护相结合的双重辩护机制。但现实往往违背设计者的初衷，司法现状表明刑事诉讼的双重辩护机制运行并不理想。一方面，再善言的被告人难以在法庭上对阵深谙法律的公诉人；另一方面，作为一般公民的辩护人比被告人自己强不了多少，[13]而作为律师的辩护人在刑案总量上出庭辩护不足一半。这就表明，我国《刑事诉讼法》确立的双重辩护机制，在弱小私权与强大公权的对衡中处于无力与无助状态。要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构建和强化律师辩护制度，即凡有被告人出庭受审，就必须有律师出庭辩护，而且，律师辩护尚须提前介入，应当突破刑诉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由公诉期间介入提前到侦查期间责介入，实行全程法律帮助制度。在我国，只有律师辩护制度之强化，才可能保障被告人获得充分的辩护权利。

　　（二）证人出庭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