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空判”何时了：关于财产刑执行的思考
福建省永春县人民法院 蔡鸿铭

摘 要：财产刑作为刑罚手段之一，其能否得到有效执行是国家实现刑罚权的重要体现。我国尚存在重刑化思想，对财产刑的刑罚本质和功能认识不足，认为财产刑属于“软刑罚”。各地法院普遍存在着财产刑执行难的困境，大量财产刑得不到有效执行，没能充分发挥其功能和作用，财产刑“空判”现象日益突出。这种现象严重影响到法院生效裁判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如果没能及时解决，将不可避免地使财产刑的判决流于形式，从而削弱财产刑的刑罚功能，有违财产刑的立法初衷。本文分析了财产刑的执行现状以及造成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解决对策。
关键词：财产刑 空判 执行
前 言
20世纪初，当“近代刑罚之花”的自由刑不能有效威慑潜在犯罪者，未能实现罪犯重返社会的理想，相反，以改造罪犯为目的的监狱却成为滋生犯罪的温床和产生累犯的工厂的客观现实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一些国家开始寻找能弥补自由刑缺陷的刑罚替代品。于是符合刑法轻缓化价值取向、相对于自由刑而言具有可补救和谦抑性的财产刑日益受到重视，并逐渐形成与自由刑并驾齐驱之势。财产刑的独立价值日益显现出来，实施财产刑有利于剥夺犯罪分子继续实施犯罪的资本，从客观上防止重新犯罪，从而发挥刑罚的矫正功能。据统计，德国刑法典规定可判处罚金刑的条文达92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66%；瑞士刑法典规定判罚金刑的条文为130条，占刑法分则条文的58.6%；法国刑法典规定判处罚金刑的条文为139条，占分则条文的34.4% 。而我国刑法分则中规定有罚金刑的有182条，占分则的43.96%。
我国刑法规定的财产刑包括罚金和没收财产两种。两者均处于附加刑的地位。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重点扩大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原刑法规定判处罚金的条文只有20个，通过单行条例逐步颁布实行的可处罚金刑的刑法条款有85条，而1997年刑法涉及罚金适用的条款达182条375处，充分体现了罚金刑适用的广泛性 。没收财产的适用范围则扩大到59处。
然而，以罚金为主要内容的财产刑执行难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即使是在罚金刑使用率相当高的西方国家，如何使罚金刑得到切实执行也始终是个社会性的难题。 虽然我国现行刑法有关财产刑的规定比原刑法有很大进步,刑事判决中也广泛地适用财产刑，但在其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了巨大的困难。财产刑判决“执行难”的现象使判决成为一纸空文，极大地损害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严重影响国家刑罚权的实现。
应当说，财产刑执行难是多方面因素综合的结果。正如台湾刑法学者林山田教授认为：根据犯罪学的研究得知，犯罪人口之经济收入较一般普通人口人均为低，故罚金刑常有难以执行或者未能执行之情事发生 。笔者认为，若要从根本上解决财产刑“执行难”，必须对我国刑法中的财产刑进行深层次的反思，寻找问题之所在并有针对性地加以解决，才能使财产刑执行彻底走出困境。
一、财产刑的执行现状
“财产刑”一词是一个学理概念，刑法对其具体含义并无明文规定。财产刑是对刑事犯罪被告人的财产处罚，亦是一种刑罚方法。我国刑法中规定的财产刑有两种：罚金和没收财产。罚金是人民法院判处犯罪分子向国家缴纳一定数额金钱的刑罚方法。没收财产，是将犯罪分子个人所有的财产的一部或者全部强制无偿地收归国家所有的一种刑罚方法。据统计，修订后的刑法中共有182个条文规定了罚金刑，59个条文规定了没收财产刑，分别占刑法分则条文的51.85％和16.81％，可见财产刑已成为我国刑罚体系中十分重要的内容。实践中，法院适用财产刑的案件大幅度上升，但由于立法的原则性和概念的模糊性，导致了司法的弹性和法律适用及执行上的主观随意性，影响了财产刑刑罚功能的发挥。
（一）适用财产刑随意性大，没有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这突出表现在罚金刑的适用上。刑法总则第五十二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而刑法分则对罚金又规定了两种情况：一是规定了罚金的数额幅度或规定了罚金的比例及倍数；二是对全部的单位犯罪及部分自然人犯罪判处罚金刑数额未作具体规定。由此可见，我国刑法对罚金刑数额采取无限额罚金制与限额罚金制相结合的方式。对于限额罚金制实践中易于操作，但对于最普遍的无限额罚金制，因为总则和分则都无具体标准，容易出现判决畸重畸轻的现象。
（二）执行程序规定过于笼统，影响财产刑执行效率。
我国目前没有统一的强制执行法，对于生效判决的执行规定也散见于三大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财产刑的执行属于刑罚的适用，属刑事诉讼法规范范畴，但，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仅有几个条文设计了财产刑问题，只是明确了人民法院是财产刑的主要执行机关，但对于法院内部如何分工、执行的具体程序如何、可采取何种执行措施、其他扣押财产机关如何配合法院执行等等都没有很具体的规定，影响实践中的执行效率。
（三）相关配套制度缺乏，对扣押财产移送不规范。
按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规定，犯罪人犯罪所得及个人财产一般须经人民法院就刑事案件作出生效判决之后由人民法院作出处理，其同时又指出如确认属被害人所有且急需返还的，可由扣押机关发还。在实践中，扣押机关常常在刑事案件未生效之前就擅自处理扣押财物，其中将不属于被害人所有的财产进行发还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更有甚者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对扣押财产不处理也不移送，从而造成判决生效后无法执行财产刑。
（四）罪犯财产状况不清，增加财产刑执行难度。
侦查机关在侦查过程中，侦查的方向是查清犯罪事实，对犯罪嫌疑人的财产状况，不询问，也不调查取证，案件起诉到法院后，按照审限必须在一个半月以内结案，为体现司法打击犯罪的效率，原则上结案期限都控制在一个月以内，繁重的审判任务使法官对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不可能去亲自调查，导致从司法程序的开始到终结，罪犯的财产状况都是一笔糊涂账。加之多数财产属罪犯与其亲属的共有财产，犯罪分子家属在判决生效后不可能予以配合，更使罪犯个人财产难以查清和区分。
（五）执行期限没有明确规定，实践中执行周期不确定。
刑事诉讼法对于财产刑的执行期限无原则或具体的规定，法院裁判文书判处财产刑的条款中一般都写明了执行的期限（要求在判决生效后一定时间缴纳），但由于实际执行工作没能跟上，这种努力也只能停留在纸面上。执行期限的不明确和执行的不力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判而不罚使财产刑的的适用流于形式，严重损害了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性，降低了打击犯罪的力度。
二、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
财产刑执行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立法和制度的不完善，也有观念上的不足，笔者将其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一）观念认识不足，执行缺乏动力。
中国的传统观念受到“报应刑”的影响，素来有“打了不罚”的重刑轻罚思想。对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重视程度远远高于对财产刑的重视程度。罚金刑在我国刑罚体系中是附加刑，人们自然地认为其惩罚性与主刑有着本质的不同，认为刑罚能否得以实现就取决于生命刑和自由刑的实现与否，从观念上对财产刑有着一种天生的排斥。正因为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对财产刑的判决、执行状况无人关心。如此一来，就造成了执行动力的缺失。此外，我国的传统观念几乎把（单处）财产刑和古代“以钱赎刑”划上了等号，把财产刑和自由刑对立起来，有时甚至成为人们批判司法裁决不公的一个理由 ，这无疑也影响了财产刑应有作用的发挥。
（二）不考虑罪犯的支付能力，没有可执行的基础。
在最高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一、二条分别规定“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及犯罪分子的财产状况，决定是否适用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如违法所得数额、造成损失的大小等，并综合考虑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依法判处罚金”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起诉的证据材料中普遍不包含犯罪人的财产状况或收入状况的证明，另一方面法官也很少主动考虑财产刑判决的执行可能。于是财产刑的判决往往对犯罪人的支付能力不做任何考虑。 忽视对被告人个人财产状况进行查明并将之作为裁判依据，造成了对被告人财产状况不清，结果给执行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
（三）财产刑数额规定不明确，法官自由裁量幅度过大。
根据我国刑法分则的规定，罚金刑在数额的确定上有两种标准：一是无限额罚金。根据最高院《关于适用财产刑若干问题的规定》的标准，这种罚金数额只要在1000元以上（未成年人是500元以上）均为合法；二是限额罚金。限额罚金规定了罚金的起点和最高点或者以违法所得或者涉案金额为基准，按一定比例确定罚金数额。而在没收财产刑的数额上，除了并处没收全部财产的，没收数额更是没有标准。这种对财产刑数额的规定过于宽泛，容易产生判决畸轻畸重的现象，即使在同一法院甚至同一法官对于类似案件也常会在财产刑的判决上相差甚远。法院的这种财产刑判决很难具有公信力，罪犯缴纳罚金的积极性自然也不会高。
（四）部分案件存在“重罚金轻退赔”，与民争利的现象
现代司法理念强调当国家的利益与公民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把公民个人利益放在首位。刑法第36条规定：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犯罪分子，同时被判处罚金，其财产不足以全部支付的，或者被判处没收财产的，应当先承担对被害人的民事赔偿责任。刑法的上述规定充分体现了私权在先的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但一部分案件的办理在这方面存在瑕疵，只动员被告人或其家属积极缴纳罚金，却不动员他们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经济损失；宣判后直接将被告人或其亲属主动缴纳的罚金上缴国库，致使被害人无法从中受偿。虽然被害人可以采取申请执行的救济措施，但企望被告人在宣判后依法赔偿并不现实，最终被害人只能蒙受损失而无法救济。
（五）司法机关配合不够，缺乏监督制约机制。
一方面，公、检、法三机关在财产刑的执行上配合不够。侦查机关依法有权查封、扣押犯罪嫌疑人的财产，而且司法解释规定在被告人被判处财产刑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扣押、冻结机关将拟返还被告人的财物移送人民法院执行刑罚。但实际上扣押、冻结财物被移送给法院的较少，不能切实为法院执行财产刑提供保障。另一方面，三机关缺乏监督制约机制。财产刑的执行基本上处于检察机关监督的视线之外。对于财产刑，法院既是裁判机关，又是执行机关，只是部门不同而已。检察院和法院对财产刑执行问题缺乏及时必要的沟通，检察院难以介入法院的财产刑执行活动，使财产刑的适用、执行与监督相脱节而无法监督 。
三、财产刑“执行难”的对策
财产刑是刑罚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财产刑的执行对于维护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体现法律尊严、发挥刑罚的功能具有重要的意义。解决财产刑执行难，应当首先从财产刑的判决乃至判决之前着手，建立健全旨在有效地较少和降低财产刑的“空判”率的适用机制。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保障财产刑的执行：
（一）强化财产刑也是刑罚的观念。
尽管人们现在观念上已经认识到财产刑也是一种刑罚，但并没有完全落实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在一般民众和部分司法工作者的观念当中，类似于“打了不罚”或者说“罚了不打”的将判处自由刑和判处财产刑对立起来，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只能选择其一的观念还很强烈，而没有树立将二者同等看待、可以易科执行的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财产刑的顺利执行。生命刑和自由刑可以对犯罪人造成刑罚痛苦，财产刑亦然，只不过表现形式间接，不易被人们所认识。财产刑所造成的刑罚痛苦并不在于犯罪人被迫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或上交个人财产，而是在于因无法满足其物质欲望所带来的间接痛苦 ，即强制受刑人于一定时间内放弃物质享受。财产刑是剥夺一种凝固化或具体化的自由，也即是受刑人的一种物质享受的自由 。所以，财产刑也具有剥夺自由的本质。
（二）构筑财产刑的保障机制。
这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方面，要设立财产调查和附卷移送制度。判断犯罪分子缴纳罚金的能力必须以财产状况的调查结论为基础。笔者认为我国刑事诉讼法在侦查、起诉伊始便赋予公安、检察等执法人员调查犯罪嫌疑人财产状况的权利和义务是必要的。检察机关提起公诉适应将调查结果随案附送法院，便于法官在审判时进一步了解、查清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为财产刑的执行提供线索。只有这样，法院才能准确掌握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从而做出适当的财产刑判决。另一方面要完善财产先行扣押和查封制度。笔者建议将查封扣押强制措施延伸至侦查阶段，赋予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查封扣押财产的权力。司法机关只要有确凿的证据，一旦发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家属有转移、隐匿财产的可能或者认为确有必要的，都可先行扣押、查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财产。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法院行使查封、扣押权时，犯罪嫌疑人或其近亲属将可供执行的财产早已进行转移、隐匿甚至毁损；也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人民法院大量罚金刑判决因无财产可供执行而虚置的现象。
（三）设立财产刑与自由刑等其他刑罚的互动联系机制。
财产刑作为一种古老的刑罚方法，其和自由刑等其他刑罚方法的互动一直是客观存在的，这方面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的一些有益做法。一是对财产刑实行预缴制度。对判前主动缴纳的，立法上规定为从轻处罚情节。如果被告人主动交纳也不能获得从轻判处，无疑会加重被告人及其家属对财产刑的对抗心理，给执行工作带来更大的困难。同时，应当允许被告人家属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被告人家属代为缴纳财产刑保证金的，只要通过审查认定被告人认罪、悔罪，就可视为被告人主动缴纳而给予从轻处罚。二是将财产刑的执行情况作为决定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在司法实践中，将犯人对财产刑的执行情况和其在狱中的表现结合起来考虑，将其积极完成财产刑的执行表现作为决定其减刑、假释的因素之一来予以考虑 ，能有效的调动犯人及其家属配合法院完成财产刑执行的积极性 。这样就能改变以往法院在进行减刑、假释时基本不考虑财产刑的执行情况。
（五）完善罚金刑随时追缴制。
刑法第53条规定：“对于不能全部缴纳罚金的，人民法院在任何时候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以执行的财产应当随时追缴。”随时追缴制体现了国家严格执行罚金刑的决心，是解决罚金刑执行难的一项重要举措，但随时追缴制有待于完善。首先，对于确无财产可供执行，也不符合罚金减免条件且丧失劳动能力的被执行人，应当设立执行终结。因为随时追缴的条件是被执行人现在有或将来有财产可以追缴，而对于那些已没有财产可供执行，又丧失创造财富能力的被执行人，已不具备随时追缴的可能，设定执行终止既符合刑罚人道主义原则，也有利于罚金刑执行案件的及时了结；其次，对随时追缴制的具体执行做出规定；最后，应对随时追缴制规定出最后执行期限，以利于犯罪分子重新开始新生活，实现犯罪分子的再社会化。
（六）进一步规范执行程序。
解决财产刑执行难需建立专业化的执行机构、制定较为配套和完备的执行程序。裁判权与执行权性质的差异要求两权分离行使。分离行使要求原则上由不同的机关行使裁判权和执行权，但是，由于目前国家尚未制定统一的刑事执行法典和建立专司执行所有刑罚制度的执行机关，所以在现阶段，对财产刑的适用首先在法院内部应实现不同部门行使，即由内设的刑事审判庭作出财产刑的判决，而由执行庭（局）具体负责财产刑的执行，以实现审执分离的最低限度要求。这也是目前改变财产刑执行混乱、执行不力的现实现状的应然选择。此外，要制订全面、明确具体的财产刑执行程序性规范，保证财产刑的规范执行。
结语：与法院的审判工作相比，执行工作的合理性、制度化程度都还存在着很大的不足，执行工作在许多环节上还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我们要更新观念，树立现代司法理念，在现行的法律框架下，加强制度建设，完善执行程序，努力让财产刑告别“空判”，维护法律的尊严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的权威。当然，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上述若干制度建设的作用是有限的，真正解决财产执行难问题，使得财产刑执行难不再成为困扰司法活动的难题，离不开刑事法制的健全完善，也离不开包括刑事司法体制进一步深化改革在内的相互配套制度建设，更离不开司法公信力的日益提升。



对税务行政处罚告知程序的几点思考

四川省南充市国税局政策法规处 魏勇

行政处罚告知程序是指行政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向当事人告知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并告知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否则，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行政处罚告知程序对于充分维护当事人自身权益，便于行政机关全面了解案情，从而公正公开地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具有重要意义。下面，笔者结合税务行政处罚实践，就税务行政处罚告知程序中常见的几个问题进行简要探讨。
一、关于告知机构和告知环节问题
　　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税务行政处罚案件分为简易程序案件、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对于简易程序案件税务机关一般当场作出处罚决定，其告知环节是很容易确定的，就是税务人员在作出当场处罚决定前当场告知。而对于一般程序案件和听证程序案件其告知程序应在哪一个环节作出呢？国家税务总局《税务案件调查取证与处罚决定分开制度实施办法（试行）》第四条规定，税务机关的调查机构对税务案件进行调查后，对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及时提出处罚建议，制作《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并送达当事人，告知当事人作出处罚建议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以及当事人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或要求听证的权利。显然，根据上述办法，告知应在调查机构取证后完成，即税务机关对税务案件调查取证结束后，先行告知。换言之，告知机构为调查部门。但在税务实践中存在以下问题值得思考：
其一，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并完全采纳的，则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由调查机构履行告知程序是完全合法合理的，此种情况即：告知在先，审理在后。
其二，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和提出的处罚建议经审理机构审理未完全采纳的，即审理机构改变了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虽未改变调查机构已告知当事人的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但加重了处罚的，则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一次告知程序，此种情况即：审理在先，告知在后。这种再由审理机构履行一次告知程序的观点，笔者称之为行政处罚决定变更“二次告知论”。之所以要由审理机构履行第二次告知义务，理由是：第一，审理机构是在改变了调查机构的告知事项后作出《审理报告》的，该报告在提交税务机关负责人签批后，才作出《税务行政处罚决定》，这符合《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有关行政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前履行告知程序的规定;第二，告知程序的精神是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给当事人针对发现的问题以陈述申辩的机会，而当事人的陈述申辩的功效完全取决于行政机关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如果行政机关基于一个未告知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和依据而作出一项处罚决定，等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权，使其形同虚设。例如，调查机构在调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税务登记违法行为后，告知了纳税人违法事实、理由及拟作出处罚决定后，审理机构在审理过程中发现纳税人还有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情形，因此决定除对未按规定办理税务登记进行罚款外，还准备同时对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行为进行罚款，如果这时未告知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办理纳税申报的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那么，根据《行政处罚法》规定，该行政处罚决定将不能成立;第三，加重行政处罚实际上是增加了当事人的不利负担，虽然审理机构加重处罚可能是基于调查机构行政处罚裁量不当造成的，但如果此时未履行告知程序，会使当事人觉得由于先前向调查机构陈述申辩意见后，税务机关在实施“报复”而加重了对自己的处罚，所以，从维护相对人的权益和树立文明执法形象角度出发，应由审理机构再次履行告知程序，给当事人以申辩机会。
其三，如果调查机构对案件已调查终结，其作出的定性经审理机构审理完全采纳，但其提出的处罚建议审理机构未予采纳，审理机构减轻了处罚的，或审理机构已履行了二次告知义务，经陈述申辩后，审理机构拟减轻处罚的，是否应履行告知程序？笔者认为，若正式处罚决定在处罚事实、理由及法律依据上没有变化，而对违法行为作出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由于有利于当事人利益，则无需再次履行告知义务。
二、简易程序是否履行告知程序及其实现路径问题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是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行政处罚。实践中，有人认为，由于适用简易程序案件违法事实确凿，故简易程序不需要履行告知义务。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理由是：第一，从立法技术上分析，《行政处罚法》第五章“处罚行政决定”下共分三节，分别对应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但在这三节前，还单独设置了三个条文（第三十条至三十二条），这三条是立法上从条文简练角度出发，是对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公用条文的提炼，也就是说，这三条的规定相对于具体的简易程序、一般程序和听证程序而言是原则性规定，应当予以适用，除非在简易程序等具体程序规定中作出特殊规定排除其适用。综观简易程序的有关规定，并未有任何特殊规定。因此，第三十一条规定的告知程序理所当然适用于简易程序;第二，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看，就是要做到处罚公开和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简易程序虽然是针对事实清楚，违法行为尚不严重的情形，但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处罚决定仍然属于行政处罚，对违法行为较轻的当事人不适用告知程序，不符合立法目的。综上，简易程序同样应适用告知程序。
接下来的问题是，简易程序案件应以书面还是口头方式进行告知？对此，《行政处罚法》并没有具体明确。有人认为，由于是简易程序，其告知方式以口头告知即可。在税务实践中，很多税务人员在按简易程序罚款时，也多是口头履行告知程序的。笔者认为，法律上虽然并未将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作为要式行政行为，但是如果简易程序告知方式不以一定的书面方式体现出来，就会导致执法风险。例如，如果税务人员口头告知纳税人有关事项后未作任何书面告知笔录，纳税人随后以税务机关未履行告知程序为由，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作出处罚决定的税务机关往往会因为已履行的告知程序无相应证据而显得被动，完全可能会因未履行告知程序被上级税务机关撤销税务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在行政诉讼中败诉。所以，笔者认为，在中国税收征管信息系统（CTAIS2.0）操作中，即使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N”（此时，系统将省略《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也应在制作《陈述申辩笔录》中加入告知内容，例如，可以这样记录，“已履行告知程序，陈述申辩意见是：……”或者“已履行告知程序，无陈述申辩意见”，并由纳税人签字或者盖章。可能有人认为，上述告知程序的实现路径显得复杂，不便于基层执法人员操作，笔者认为，目前CTAIS2.0对简易程序处罚操作规定过于繁琐，需要制作《责令限期改正通知书》、《陈述申辩笔录》、《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文书，如果将系统参数42200“简易处罚是否先告知后处罚”的值设为“Y”，系统还将带出《税务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的制作。虽然上述执法文书可以保证简易程序合法，但却不符合简易程序的“简易”和“当场”特征。那么，除上述在《陈述申辩笔录》中反映告知事项外，在保证合法行政的前提下，是否还有更好的告知实现路径呢？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简易程序中，完全可以将有关程序性规定如责令限期改正、陈述申辩、告知事项等一并整合在《税务行政处罚决定书（简易）》有关栏目中，并提醒纳税人在签收该决定书时确认税务执法人员已履行简易程序的告知、责令限改等程序，这样既能保证执法上的合法性，又能提升税务行政效率。
三、关于告知罚款金额是否应当明确具体问题
　　如前所述，税务机关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前向当事人的告知内容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笔者认为，在税务行政处罚实践中，税务机关对违法事实、处罚理由及依据和当事人享有权利的告知已经相当规范，但在告知处罚金额上还具有较大的差异，以罚款这种常见的税务行政处罚种类为例，常见的告知方式主要有：第一，仅告知处罚种类，不告知处罚金额，例如告知拟对当事人实施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告知罚款下限，不告知罚款上限，例如告知拟罚款2000元以上；第三，告知罚款下限和上限，即告知罚款的幅度区间，又分为绝对数区间和相对数区间，绝对数区间例如告知拟罚款金额为2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相对数区间例如拟处罚款金额为所偷税款的50％以上5倍以下；第四，告知拟作出的具体罚款金额，例如告知拟罚款3000元。对于以上四种告知方式，笔者暂且将前三种称之为“模糊告知”，第四种称之为“具体告知”，究竟哪种告知方式更合法合理呢？有人认为，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四十一条明确要求行政机关应当告知的事项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事实、理由、依据和当事人享有的权利”，并不涉及诸如罚款金额这样的具体告知，因此，模糊告知方式是合法的。此外，告知拟作出的处罚只是一个初步意见，并不代表最终的处罚决定，因此，告知处罚金额不适宜精确化具体化。笔者认为，告知处罚金额如果不具体化，就会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从设立告知程序的目的来看，是为了充分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让当事人充分行使陈述申辩权，如果告知处罚金额不具体，就会使当事人不能准确理解税务机关的真实意图，从而使其陈述申辩意见缺乏针对性和有效性，这无异于变相剥夺了当事人的陈述申辩权；其二，不利于税务机关在审查环节从多角度查明案情，公正地做出处罚决定。由于税务机关不能听到有针对性的陈述申辩意见和辩解，从而更多地只能凭借调查人员的“一面之辞”做出处罚决定，处罚结果难免有失偏颇，容易引发税收行政执法争议，不利于建构征纳和谐关系；其三，告知处罚金额不明确具体，还可能导致滥用职权，助长“权力寻租”。由于模糊告知方式具有较大的弹性，使当事人觉得有空子可钻，在利益的驱使下，便会四处托关系，走后门，甚至甘冒违法的风险向税务执法人员行贿，以求获得较轻的处罚，与之相适应的是，当事人的请托和行贿，也必然助长税务人员滥用职权，对较轻的违法行为告知拟给予较大的处罚幅度，导致权力寻租。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从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提高税务行政处罚质量、规范税收执法行为角度出发，税务机关在履行告知程序时，告知拟处罚的金额应明确具体。

（作者单位：四川省南充市国家税务局）
E－mail:weiyong@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