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钱贵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6-26 09:5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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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
钱贵
非犯罪化(Decrimina lization)是与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和过度犯罪化(Over-crimina lization)相对应的;轻刑化是与重刑主义相对应的。当代世界刑法改革运动中，非犯罪化与轻刑化代表一种趋势。笔者以为，我国应当适时修改刑法，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调整犯罪圈，而在具有犯罪定量因素的独特框架下更应该提供出罪的渠道，而非奉行刑法万能主义一概建议修订刑法予以规制;对我国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应当作坚决的抵制，走轻刑化的道路。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的少数民族犯罪，如何适应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思想，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必须进行一种现实而前瞻性的思考。
1．少数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伴随着世界刑法发展的始终，代表着人们对某种行为的是非评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明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在变化，对是否构成犯罪也各有差异。我国刑法存在立法与司法之非犯罪化的区分。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立法者将原本由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从法律中剔除，使其正当化或者行政违法化。这种非犯罪化的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变通或补充条例对某些犯罪行为予以非犯罪化，比如在“抢亲”风俗盛行的地方，便应当在变通或补充条例中规定抢亲中的情节较轻的人身伤害行为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谈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更多涉及的应该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在“但书”规定的范围之内操作非犯罪化。关键在如何理解“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比如，对于集体殴斗行为，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对殴斗造成的伤亡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又如，对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干涉婚姻自由，当父母之命受到青年男女的阻挠而暴力介入的，较汉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会普遍地对干涉婚姻自由的父母抱有一种同情的态度。因此，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把握上，应当适应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作一种较汉族地区更为宽容的解释，使得少数民族犯罪更为广泛地依赖出罪途径实现除罪化。
2．少数民族犯罪的轻刑化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殊情况，经济不发达、地域偏僻，文化落后。相对于汉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均有差异。立法授权少数民族地区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适应民族特点对某些犯罪予以非犯罪化或轻刑化。这是立法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与轻刑化。司法上的少数民族犯罪的轻刑化要求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司法实践中从宽处理少数民族犯罪。为何要“处理从宽”，一般认为，是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决定的。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刑法犯罪和适用刑罚的依据和基础，但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评判既有客观依据也有主观观念的影响因素。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式”对应是基于统一法制国家内的整体而言，在具体民族地区受当地民族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影响，或者说是当地民族特点和传统观念的制约，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的评价可能有一定差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弱化乃至否定性的评价(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当然不能强行地在法外定罪量刑，任意地变通司法。在民族地区，一般需要从宽处理的案件包括：杀人、伤害、强奸、奸淫幼女、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投机倒把、盗伐滥伐、盗窃、抢劫、抢夺、毁坏财产、“打、砸、抢”和贩卖枪支弹药、偷越国(边)境等。也并非“从宽处理”仅限于这些犯罪，或凡是这些犯罪都应该从宽处理。处理时应当严格把握“行为与民族特点相联系”的原则，只有受其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等制约而表现出来与其民族特点有联系的危害行为，才适用从宽特殊刑事责任原则。对少数民族犯罪一般从宽不仅仅是量刑上的总体轻缓，还体现在更多地选择短期自由刑，更多地判处缓刑。而在执行阶段，我以为，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减刑、假释应当比汉族犯罪适当从宽掌握。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钱贵
非犯罪化(Decrimina lization)是与犯罪化(Criminalization)和过度犯罪化(Over-crimina lization)相对应的;轻刑化是与重刑主义相对应的。当代世界刑法改革运动中，非犯罪化与轻刑化代表一种趋势。笔者以为，我国应当适时修改刑法，根据经济与社会的发展调整犯罪圈，而在具有犯罪定量因素的独特框架下更应该提供出罪的渠道，而非奉行刑法万能主义一概建议修订刑法予以规制;对我国刑法中的重刑主义应当作坚决的抵制，走轻刑化的道路。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发生的少数民族犯罪，如何适应非犯罪化和轻刑化的思想，实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必须进行一种现实而前瞻性的思考。
1．少数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
犯罪化与非犯罪化伴随着世界刑法发展的始终，代表着人们对某种行为的是非评判。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文明观念和价值判断标准在变化，对是否构成犯罪也各有差异。我国刑法存在立法与司法之非犯罪化的区分。刑事立法上的非犯罪化，是立法者将原本由法律规定为犯罪的行为从法律中剔除，使其正当化或者行政违法化。这种非犯罪化的途径在少数民族地区主要是通过变通或补充条例对某些犯罪行为予以非犯罪化，比如在“抢亲”风俗盛行的地方，便应当在变通或补充条例中规定抢亲中的情节较轻的人身伤害行为予以非犯罪化。但是，谈到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司法控制，更多涉及的应该是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即在“但书”规定的范围之内操作非犯罪化。关键在如何理解“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比如，对于集体殴斗行为，少数民族地区可能认为是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也对殴斗造成的伤亡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又如，对婚姻家庭犯罪中的干涉婚姻自由，当父母之命受到青年男女的阻挠而暴力介入的，较汉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的公民会普遍地对干涉婚姻自由的父母抱有一种同情的态度。因此，在“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把握上，应当适应各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地理环境、经济发展水平作一种较汉族地区更为宽容的解释，使得少数民族犯罪更为广泛地依赖出罪途径实现除罪化。
2．少数民族犯罪的轻刑化
少数民族地区具有特殊情况，经济不发达、地域偏僻，文化落后。相对于汉族地区而言，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均有差异。立法授权少数民族地区制定变通或补充的规定，适应民族特点对某些犯罪予以非犯罪化或轻刑化。这是立法意义上的少数民族犯罪的非犯罪化与轻刑化。司法上的少数民族犯罪的轻刑化要求在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前提下，兼顾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情况，司法实践中从宽处理少数民族犯罪。为何要“处理从宽”，一般认为，是由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决定的。犯罪的社会危害程度是刑法犯罪和适用刑罚的依据和基础，但犯罪社会危害程度的评判既有客观依据也有主观观念的影响因素。刑法规定的犯罪与刑罚的“阶梯式”对应是基于统一法制国家内的整体而言，在具体民族地区受当地民族传统习惯和思想观念影响，或者说是当地民族特点和传统观念的制约，对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的评价可能有一定差异。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弱化乃至否定性的评价(不认为是犯罪)。对于这类犯罪，当然不能强行地在法外定罪量刑，任意地变通司法。在民族地区，一般需要从宽处理的案件包括：杀人、伤害、强奸、奸淫幼女、非法拘禁、非法搜查、投机倒把、盗伐滥伐、盗窃、抢劫、抢夺、毁坏财产、“打、砸、抢”和贩卖枪支弹药、偷越国(边)境等。也并非“从宽处理”仅限于这些犯罪，或凡是这些犯罪都应该从宽处理。处理时应当严格把握“行为与民族特点相联系”的原则，只有受其风俗习惯、传统观念、文明程度、宗教信仰等制约而表现出来与其民族特点有联系的危害行为，才适用从宽特殊刑事责任原则。对少数民族犯罪一般从宽不仅仅是量刑上的总体轻缓，还体现在更多地选择短期自由刑，更多地判处缓刑。而在执行阶段，我以为，对少数民族犯罪的减刑、假释应当比汉族犯罪适当从宽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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