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小小科技实业有限公司与安徽省绩溪县轻工链条厂等侵犯商业秘密纠纷上诉案

唐青林


一、案件来源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1999）皖知初字第002号、最高人民法院（2001）第34号（2000）知终字第10号判决书。

二、案件要旨
企业可采取以商业秘密与专利相结合的方式保护自有的技术信息，如将一项完整的技术进行分解，对于其中保密性差的技术申请专利，而将技术的核心部分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只有选择适当的保护方式，才能保护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三、基本案情
原告安徽小小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小科技公司”）于1998年开始生产链条套筒，并于同年9月15日将“卷制链条套筒系列模具等加工工艺”向绩溪县保密局申报商业秘密备案，其中用于冲压设备的连续模具于1999年5月31日向国家专利局申请实用新型专利。
被告张某、被告冯某原系小小科技公司聘用人员。1998年6月，张某与小小科技公司签订《合同议约》，约定张某对小小科技公司的某些特殊技术负有保密责任；在聘期内必须保守公司生产业务用的一切技术资料，不得外借、外传或转让，否则将承担法律责任等。
1998年7月26日，被告链条厂从飞彩黄山链条传动公司购置28A卷管模具一副，后于1999年2月份开始生产链条套筒。小小科技公司发现后，即找张某了解情况，同年2月27日，张某在写给小小科技公司的“请公司领导给予谅解说明”中称：“我利用对工艺技术方面工作之便，提供给链条厂一些技术资料，目前已收回我提供的全部原件，但我无法保证链条厂是否保留了复印件。”为此，小小科技公司于同年3月1日致函链条厂，要求链条厂立即送回经张某之手盗入其厂的属于小小科技公司所有的全部技术资料及其复印件，并声明小小科技公司生产的链条套筒的模具由其法定代表人设计，属于其专有技术。若链条厂在收到声明后仍不拆卸并销毁其利用小心科技公司的资料加工成的在结构原理上与其完全一致的模具，小小科技公司将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的工业产权。同年12月10日，小小科技公司以链条厂、张某、冯某侵犯其链条套筒模具及工艺技术和客户名单等商业秘密为由，向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其商业秘密的行为，链条厂返还以不正当手段获取的链条套筒模具的图纸资料，销毁侵权模具；赔偿经济损失500万；三被告公开赔礼道歉，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一审审理期间，就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链条套筒模具技术是否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为公众所知，以及该模具图或与链条厂使用的模具图纸是否相同等专业技术问题，安徽省高院委托吉林工业大学链传动研究所进行技术鉴定。该所鉴定认为：1、原告的套筒卷制模具及工艺与冲压行业己有技术及链条行业现有技术，主要结构与关键工序相同或相仿，个别具体结构或工序上的差别也没有技术或性能上的显著进步，因而不能认定为专有技术；2、原、被告提供的图纸所能生产的套筒规格不同，使用的套筒卷制模具，其成形原理与工位数相同，部分工位的成形方法和结构形式不同，由此可以认为原、被告的套筒卷制模具图纸并不完全相同，因而不能认定被告模具是按原告图纸制造的。

四、法院审理
安徽省高院经审理后认为，商业秘密应属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小小科技公司主张权利的生产链条套筒的技术信息，经鉴定部门鉴定属行业已有技术，而非专有技术，且小小科技公司与链条厂套筒卷制模具图纸并不完全相同，链条厂模具不是按小小科技公司图纸制造的，因此，不能认定链条厂侵犯了小小科技公司的技术秘密。关于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包括金盾链条厂等7家客户名单属于其经营信息，由于小小科技公司亦未能提供足够的证据证明，法院不予采信。综上，小小科技公司主张链条厂和冯某侵犯了其技术、经营信息，缺乏证据证明，法院不予支持。据此，判决驳回小小科技公司的诉讼请求。
判决后，小小科技公司不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最高院依法撤销原审判决，支持上诉人在一审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并由三被上诉人承担本案上诉费用。其主要上诉理由为：本案涉及的商业秘密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技术信息，二是经营信息。上诉人公司的技术信息具有新颖性，非为行业内所公知，属于专有技术，而由被上诉人冯某带走的包括金盾链条厂等7家客户名单属于上诉人的经营信息，且对于上述信息上诉人均采取了保密措施，构成上诉人的商业秘密，应受法律保护，但原审判决未予认定；原审法院指定的鉴定机构仅凭7份参考文献进行鉴定，将上诉人公司的模具拆解的面目全非，而后从中找出某一零部件的基本成形原理或基本结构原理与某文献中的某部分进行对照，随后即得出上诉人公司的整体模具为公有技术的结论，缺乏科学和事实依据，其鉴定结论法院不得采信等。
二审庭审中，小小科技公司进一步将其技术秘密概括为六个方面的内容。二审法院还查明：链条厂自1998年7月下旬，决定试制、生产大规格卷制套筒，为此，该厂于1998年7月从上海离合器总厂链条总购置28A卷管模具一副，并邀请飞彩黄山链传动公司技术人员江某等4人为套筒模具设计顾问，在28A卷管模具的基础上，于1998年9月中旬实验调试成功。
再查明：链条厂针对小小科技公司认为金盾链条公司等7家客户名单为其经营秘密的主张，于一审期间，曾向原审法院提供东华链条总厂、飞彩黄山链传动公司等厂家出具的证明，证明链条厂与上述厂家早已建立了业务联系。二审期间，链条厂又向二审法院提供了双狮链传动公司出具的证明，证明链条厂向该厂供应链条套筒早于小小科技公司。此外，链条厂还向法院提供了由该厂的委托代理人向环球链传动公司、金盾链条制造公司等厂家的有关人员所作的调查笔录，有的证明与链条厂早已建立了业务联系，有的证明他们与链条厂发生套筒供货关系，并非因为冯某个人原因，而是企业自己的选择。小小科技公司对上述证据未提出异议。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是上诉人小小科技公司的商业秘密是否存在，而认定的关键在于原审法院委托有关机构所作的鉴定能否采信。原审法院就本案所涉及的小小科技公司生产链条套筒的技术是否在国内公开使用过或者为公众所知以及该公司与链条厂所使用的图纸是否相同等两个专业技术问题，经双方当事人协商同意后，委托吉林工业大学链传动研究所组织有关专业技术人员进行技术鉴定。鉴定单位作出《鉴定意见》后，原审法院公开开庭对该《鉴定意见》予以质证。鉴定单位指派鉴定小组成员到庭接受了询问，并于庭后又针对小小科技公司对鉴定意见所提出的异议进行了书面答复，原审法院并再次开庭进行质证。因此，综合《鉴定意见》及其附件以及鉴定小组成员在庭审中就有关鉴定问题所作的陈述来看，鉴定人员通过对公开文献和国内套筒卷制模具技术现状的分析，以及通过对小小科技公司的模具图纸与链条厂的模具图纸进行对比分析后得出的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技术内容与冲压行业已有技术及链条行业现有技术相比，其主要结构与关键工序相同或相仿，并且小小科技公司及链条厂的套筒卷制模具图纸并不完全相同，因此得出不能认定链条厂的模具是按小小科技公司的图纸制造的结论。该鉴定意见程序合法，鉴定内容基本正确，应当予以采信。故小小科技公司上诉称其认为该《鉴定意见》不能作为证据采信的上诉理由，法院不予采纳。
根据《鉴定意见》关于“不能认定被告模具是按原告图纸制造的”意见，并结合链条厂所举的有关其自行开发研制套筒卷制模具的证据，链条厂辩称其套筒卷制模具是由其自行开发研制，有其一定的事实依据。而小小科技公司仅凭张某在“谅解说明”中所称“我利用对工艺技术方面工作之便，提供给链条厂一些技术资料”，即认为链条厂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了其套筒卷制模具技术，证据尚显不足。
鉴于小小科技公司所主张的5项技术内容已经成为公知公用技术，链条厂的套筒卷制模具由该厂自行开发研制而成，因此，小小科技公司指控链厂、张某侵犯其套筒卷制模具技术秘密的上诉请求，缺乏事实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另外，在小小科技公司向金盾链条制造公司等7家链条制造企业供应套筒产品前，链条厂作为生产链条配套件的专业厂家，早已与其中的大部分企业建立了业务联系，形成配套关系，与其中的个别企业发生业务联系虽晚于小小科技公司，根据现有证据表明，也并非因被上诉人冯某的缘故，而是客户的自愿选择。因此，小小科技公司以上述7家客户名单为其经营秘密为由，指控冯某将这些客户名单带到链条厂，链条厂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并使用这些客户名单，侵犯其经营秘密的上诉理由，缺乏证据佐证，法院亦不予支持。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二审判决。

五、律师点评
本案中，原告小小科技公司虽然由于证据不足败诉，但其将公司的卷制链条套筒系列模具等加工工艺作为商业秘密予以保护，并将其中用于冲压设备的连续模具作为实用新型向国家专利局申请了专利，以商业秘密和专利方式共同保护公司重要技术信息的做法却是值得称道的。因此，我们也借由本案，来谈一谈将商业秘密与专利保护相结合保护企业重要技术信息的做法及意义。
在之前的案例中，通过对商业秘密与专利保护取舍问题的探讨，我们已经知道商业秘密与专利保护的利弊，并且明晰了在同一技术上，专利保护与商业秘密保护是不可能并用的，因为如果选择以专利保护就意味着必须通过公开、审核等程序将技术予以公开，而一旦公开，技术信息不再具备秘密性，也就不再能构成商业秘密，无法再以商业秘密的方式加以保护了。因此，我们这里所说的以专利和商业秘密保护并用的对象并不是指同一个技术，而是一系列技术，或者某些技术里的不同技术方案、手段。
将商业秘密和专利有机结合起来保护企业的技术信息，可采用多种方式，如将一项完整的技术进行分解，对于其中保密性差、能通过简单的测量、计算等反向工程即可掌握的技术申请专利，而将技术的核心部分或对于技术可实现优化的附加特征，如产品的配方、设计图纸、工艺程序等作为商业秘密加以保护；或可通过将一项完整的技术分解，隐藏整体技术而分别申报专利，使其他人不能从专利申请文件中得知整体技术，从而达到既申请了专利，获得了法律保护，又没有公开整体技术的目的。
企业若决定采取以商业秘密与专利相结合的方式保护自有的技术信息，需要通过对相关信息的保密性强弱、可通过反向工程获得的难易程度、能够获得专利的可能性以及经济价值的大小等因素进行考察，之后才可决定对哪些信息采取商业秘密的形式保护，哪些又采取专利的形式加以保护。只有选择了适当的方式，才能保护企业的竞争优势，促进企业的发展壮大。

编者注：本文摘自北京市安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主编的《中国侵犯商业秘密案件百案类评》（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唐青林律师近年来办理了大量侵犯商业秘密的民事案件，为多起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提供辩护，在商业秘密法律领域积累了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欢迎切磋交流，邮箱：lawyer3721@163.com，电话：13910169772。


　　典当作为我国传统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具有手续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的特点。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步伐的进一步加快，市场经济的进一步繁荣，民间融资市场得到迅猛发展。现代典当行业已在形式与内容上与我国传统的典当业发生了重大变革，因其手续灵活简便、融资效率较高等优势，满足了市场主体的短期融资需求，近年来发展较快。但当前典当行的发展也存在着明显的制约瓶颈，如缺乏上位法的支撑，与物权法、担保法等基本法律存在某些冲突，仅有商务部制定的 《典当管理办法》予以规范，金融监管部门尚未将其纳入监督管理范围等，由此导致典当行业中存在的问题和隐患越来越突出，引发的纠纷不断涌入法院。本文试图对目前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凸现的问题进行初步的梳理和研究，以求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有所裨益。

一、概述

（一）典当业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中的发展现状与功能定位

当前，我国民间融资市场的规模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扩张，其中既有民间借贷等自然人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包含了通过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准金融融资渠道。其中典当行因其融资门槛较低、手续相对简便、放款速度较快等优势，得到了众多资金需求方的青睐。自2006年以来，典当行业进入了蓬勃发展期，从事典当行业的企业数量不断增长，当金发放数额持续递增。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共有4433家典当企业，全行业注册资本584亿元，从业人员3.9万人。与“十一五”（2006年至2010年）初期相比，企业数增长了2.3倍，注册资本总额增长了5.1倍，从业人员增加了1.2倍；“十一五”期间，累计发放当金近6000亿元，其中2010年的当金总额即达1801亿元，几乎占到了该5年期间当金总额的1／3。[1]而2011年上海地区典当总额达到了482.46亿元，实现了连续5年的两位数增长。

作为“准金融”企业，典当行在一定范围内承担着为市场经济下的经营主体提供融资渠道的金融职能，其兴衰与国内、外的经济形势及金融政策密不可分。自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至2011年的欧债危机的5年里，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由此带来的全球性经济衰退亦对我国产生了深刻影响。因国外经济衰退而造成的进口锐减导致我国的外向型经济实体，如出口加工业面临重大生存危机，尤其是给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带来了众多负面效应，在缺少国外订单的情况下，企业的资金链日趋紧张，加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持续下跌，出口加工贸易企业的利润率大幅下滑乃至亏损，许多企业甚至难以为继，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迅猛增加。[2]国际和国内金融、经济形势的严峻使得各类市场主体的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在现有正规融资渠道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融资需求的情况下，一些固定资产（可供担保财产）较少的借款人无法从正规融资渠道获取贷款，只能转而投向融资成本较高的民间渠道。虽然典当行的融资成本高于商业银行，但其融资手续相对灵活简便，[3]故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方式之一。典当行业的发展过程中，深受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影响、上位法的缺失、与物权法等基本法律之间的冲突尚未得到解决以及监管的弱化等因素，也是典当纠纷不断涌入法院的主要原因。

（二）典当纠纷案件审理中的司法理念与价值取向

1.衡平保护典当行与当户的合法权益

公平是司法的基本准则，要求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各方当事人合法权益给予平等的保护。在现实社会中，当事人的经济能力与诉讼能力总有强弱之分，因此如何在司法过程中平衡当事人力量的强弱对比，避免因诉讼能力的差异导致裁判结果的偏向是司法界历来所关注的问题。按照一般的社会观念，经济实力较强的典当行作为债权人会在诉讼中占有优势地位，当户则因经济能力、偿债能力较弱而处于劣势，因此有必要加以平衡。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应当对典当合同条款的公平性进行审查，对导致典当行与当户权利义务严重失衡的条款进行妥善处理，保护当户的合法权益，同时也应当考虑到典当行作为债权人的实际损失与维权成本，对典当行的合法债权给予及时保护。

2.尊重交易惯例

交易惯例是商主体从事商行为所普遍遵循的行为规范，起到了对商法的补充作用，在交易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也是商法渊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司法不应越俎代庖，以破坏原本行之有效的商业习惯为代价，重新建立符合司法思维的交易秩序。典当行业在我国的历史上由来已久，经过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交易规则与惯例，如绝当制度、收取综合费等。以综合费为例，尽管收取比例高于一般的贷款利息，法律纠纷也多因此而起，但该费用为典当行业所特有的交易习惯，并且为《典当管理办法》明文认可，如法院断然判决综合费有违交易公平，虽然表面上看保护了当户的利益，但从长远看，严厉的司法态度会严重遏制整个行业的发展，而这并不是司法权运用的理想化结果。

3.依法规制和引导典当行的经营行为

金融市场的生命在于创新，在多元化民间融资市场环境下，经营创新行为也是促进行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对于典当行的创新行为，司法应当给予合理的空间，对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和限制经营规定的适度创新，司法不应以否认合同效力的形式来遏制创新行为。但是我们应当正视的是，典当行业发展至今，由于典当企业质量的良莠不齐，难免存在个别典当行违法经营，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情况，如有的典当行以金融创新为名，行违规经营之实，违反国家金融行业准入制度，为当户提供理财服务，当户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护。对此司法应当积极承担起维护市场交易秩序的职能，通过司法裁判的社会宣示功能，发挥正确的市场导向作用，对违规经营的典当企业进行依法治理，维护市场的正常交易秩序。

（三）现代市场经济发展中传统典当业的异化

我国当前大量采用的“典当”无论在形式外观上还是实质法律关系上，都与我国传统意义的“典”与“当”发生了重大变化。准确把握典当的概念是对典当法律行为性质认定的基础，因此有必要加以厘清。

从法律性质上分析，“典”与“当”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当”的标的物一般限于动产，当铺在当期内对当物负有保管义务，但无使用、收益、处分之权利，当期届满出当人须支付本金及利息，赎回当物，且当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行使绝当的权利。“典”是中国所特有的民事法律行为，亦自古有之。根据学者的定义，典权是指典权人支付典价而占有他人不动产，并进行使用和收益的权利，[4]按通说，“典”具有用益物权与担保物权的双重功能。

典权植根于中国封建制度下以天然的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而随着现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典权制度已经无法完全适应市场主体对资金融通的需求，实践中已经很少采用。因此，典权并未出现在我国的正式成文立法中，仅因为民间尚存在一定量的房屋等财产的出典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才对此有所涉及。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典”、“当”不分的情况，将两者合称“典当”，究其原因是对“典”与“当”的概念混淆所致，但由于实践中“典当”的提法已经约定俗成，故本文就以典当称之。

现代典当业实现了“典”与“当”在各自功能上的融合，契合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各主体在生产活动中对现金流的需求，在保留了借款人对当物的用益物权前提下，更容易为借款人所接受。但由于种种原因，典当行业的立法相对滞后，仅采用了部门规章的形式进行了行政管理。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典当是指当户将其动产、财产权利作为当物质押或者将其房地产作为当物抵押给典当行，交付一定比例费用，取得当金，并在约定期限内支付当金利息、偿还当金、赎回当物的行为。根据上述规定可以看出，现代典当合同至少包含了两个法律关系，即当户与典当行之间的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关系。与典权相比，现代意义上的典当存在以下几方面的差异。

首先，法律性质不同。用益物权是典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典权人获得了对典物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而担保物权亦为典权的组成部分，承担了一定的融资功能。根据《典当管理办法》对于典当的定义，我们认为，现代典当功能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即从传统的用益物权与物权担保并存转向了单纯的融资与物权担保。

其次，抵押物的类型不同。典物为不动产，如房产、田地等，而且当物必须转移占有。而现代典当的当物已经大大超出了传统范畴。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第3条的规定，房产与动产，甚至财产性权利均可作为当物，在约定房产抵押的情况下，当户甚至可以不用转移房屋的占有权。

可见，现今所称典当与传统的典权相比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流通性功能更强。司法实践中，对于是否构成典当法律关系需要审查三方面的要件：一是典当行是否持有商务部颁发的《典当经营许可证》；二是当事人是否已就建立典当法律关系达成了合意；三是是否存在真实、合法的当物。根据《典当管理办法》的规定，物权担保是典当的关键构成要件。实践中，有的典当行为获取利息收益，对当物的真实性与合法性疏于审查，而当户则通过虚构当物的方式获取了当金，因此，在当物不真实、不合法的情况下，当事人之间并不构成典当法律关系。二、典当合同的成立与效力问题

（一）典当合同是典型的诺成合同

典当合同是包含借款合同和物权担保合同综合体，根据典当在商业实践中的一般流程，典当行从保护自身利益出发，一般只在担保物权设立以后方才交付当金，从外观上看，担保物权的设定与当金的交付存在必然的先后和因果关系，加之典当合同中金钱债务与担保物权的不可分割性，因此有观点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性合同，即典当合同的成立，必须具备两个成立要件：一是当户交付当物，二是典当行交付当金。[5]笔者认为，该观点混淆了合同成立与生效要件的概念，值得推敲，理由如下。

1.典当合同不属于《合同法》所规定的实践合同

虽然《合同法》制定时未曾对典当合同进行专门规定，但并不代表典当合同没有法律适用依据，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典当合同所包含的法律关系来选择适用的法律，即借款合同关系与物权担保合同关系，《合同法》与《物权法》 对该两种合同在一般情况下均认为是诺成合同，即双方只要达成一致意思表示，合同即告成立并生效。从合同成立要件的类型划分上看，《合同法》对合同的成立要件采用了以诺成合同为主、实践合同为例外的基本原则，该法明确规定的实践合同类型并不多，如赠与合同、保管合同等寥寥数种。对于借款合同，《合同法》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该规定对自然人之间的借款采用了特殊规定，但值得注意的是，《合同法》仅将交付借款作为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故《合同法》仍将借款合同规定为诺成合同。

对于物权担保合同，我国立法尽管对担保物权的设立要件存在观念上的变迁，但《担保法》也仅认为办理登记是需要办理抵押登记的物权担保合同的生效要件而非成立要件，而在《物权法》采用了区分主义的原则以后，物权担保合同的诺成性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普遍接受并遵循的原则。综上，无论从现有成文法律依据还是从法律关系实质分析，均无法得出典当合同为实践合同的结论。因此认为典当合同是实践合同的观点，是没有对《物权法》的立法精神理解透彻所致。